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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书《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很高，多次以“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盛赞之，并评价其：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三国志》记载，周瑜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雅量高致，气度恢弘。孙策初亡，孙权“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周瑜对比自己年幼的孙权极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评语，仅与程普不和，但他折节下交，终令程普叹服。与人相交时如饮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与周瑜交往的感受。

    如此一个刚柔相济的文武宏才，到了后世，周瑜的形象却开始不断地变异，甚至最后在民间变得面目全非。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到了唐朝，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之后，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刘继兴读史》/崇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