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进食和住宿处所。这些休憩处或称为“邮”，或称为“亭”。有的研究家认为，这些称呼，是按不同的邮递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其实，在秦朝时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如为秦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白起，最后被迫-的地点，有的书上称为“杜邮”，但有些书又称为“杜邮亭”。这就说明邮、亭实际可以并用。在始皇陵西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片瓦，上有瓦文“平阳驿”，说明“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居停点的习惯用法。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如秦末汉初刘邦和说客郦食其见面，便是在一处叫“高阳传舍”的地方（《史记·郦生列传》）。楚汉战争中，高祖刘邦去夺割据势力张耳、韩信的大权，也曾住在修武的一处“传舍”里（《史记·淮阴侯列传》）。关于“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秦朝的亭是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有学者却认为亭负担的更多任务是依次递送公文和邮件。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莱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2000多年前我国邮驿状况的生动情景。

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

秦朝继续使用前朝的符节制度。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现了一枚秦朝的铜制“杜虎符”，符上明白写着：“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为当时的一个县）。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意思是此符君王与杜地将领各执一半，如用兵50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动。这说明秦代的中央集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此符上还刻有另外10个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这是指当时仍旧使用着烽火情报制度，不用符也可点燃。秦朝时把烽火通信用于长城，在沿长城内外，都设有烽火台，顺着烽火台的走向，可以迅速传递事先约定好的信息，把边防情报及时传到京城咸阳。

秦朝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

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些特殊人员自然要十分可靠，还需体格强壮，行止轻捷，从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名称各为：轻车，赾[jǐn谨]张，引强，中卒。这些人平日有特殊训练（《云梦秦简·秦律杂抄》）。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另外，还规定，简书一般都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书律》又规定了文书的收发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即记录始发与收到文书的月日晨暮。上述这些规定，都说明邮驿通信制度规范化了。

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北边：由关中直达九原塞外，至今内蒙古河套附近；东边：由函谷关向东，经河南直到今天山东的临淄；南边：由武关经南阳直抵江陵。

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以书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就重达120斤的（竹木简片）。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