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李斯告别了恩师，义无反顾地西去咸阳。后人猜测，在他走的那一刻，或许感到了一些悲壮，但不知他是否能想到，自己为了什么忘记南归，而非要“直待咸阳血染衣”呢。

　　在李斯的仕途当中，有两个人不能遗忘，一是荀卿，是他的帝王之术让李斯的理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第二个人就是吕不韦。当初，李斯投入吕的门下，先为舍人，后为郎官，在吕府三年，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博得了吕不韦的赞赏。吕不韦凭着自己特别的身份，将李斯举荐给了年轻气盛、誓夺天下的秦王。当秦王问到如何才能使秦国强盛时，李斯抓住机遇，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秦自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争，关东六国与秦相战，已有六世，今诸侯畏秦，众所周知，诸侯名为其国，实则为秦之郡县，现在以秦国之强大，大王的圣明，乘得胜之威以灭六国，如灶上燎跳蚤矣，灭诸侯，成帝业，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若现在还怠而不动，待诸侯复强，相聚约纵，恐大王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李斯的一番话正中秦王心思。秦王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说先生之言，正是寡人日思夜想的，先生如愿意，希望经常面教寡人，寡人愿与先生共富贵耳。当即封李斯为客卿，在秦王政身边参与军事大计。可以说，这是吕不韦扶李斯上马又送了一程的结果，无论后来吕不韦怎么样，李斯都应该感恩不尽。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吕不韦因与秦王政之母私通-乱东窗事发，被逼饮鸩自尽。不知李斯当时如何待之，可惜史书上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记载，后人也不便妄加猜测，只好作罢。

　　不过，更应该感谢的一个人是他自己，所谓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是因为他有审时度势、机巧过人的能力和胆识，让他在变幻莫测的仕途上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卑微命运，登上了秦王朝-舞台的最前端，还给后人留下了一篇华彩文章：《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写于李斯刚为客卿不久，正欲大展宏图之际，秦国内部却祸起萧墙。当时，秦国正大兵攻韩，韩国无计可施，遂想了一条妙计，让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假降秦国，然后鼓动秦王政派人兴修水利，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以达到延缓秦国攻韩的战略目的。但不久，郑国的计谋不慎败露，秦国内大哗。秦宗室大臣认为从别国来的客卿都有可能是各国间谍，应迅速驱逐出去。秦王政一怒之下，下逐客令，凡外国人一律赶出国门。李斯本是楚人，自是在被驱逐之列。当他知道自己将被驱逐出去之后，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束手就范，而是展开了一场绝地反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上书秦王政，毫不客气地指出逐客之举太愚蠢。李斯说，自从秦穆公起一直到秦昭公、庄襄王都有客卿，如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友、商鞅、张仪、范睢等都是外国人，可他们并不是间谍，恰恰相反，这些人以自己的能力给秦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怎能一概而论，把外国人都当成间谍而驱逐出境呢？

　　李斯接着说，如果外国的什么都不好，那你秦王宫里用的包括宫中装饰的玉石奇珍，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都来自国外，秦国一样都没有，你又为何认为它好呢？

　　最后，李斯话锋一转，提醒秦王：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是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根本所在，你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削弱自己，壮大敌人，是把钱粮和兵器送给敌人、反过来害了自己的愚蠢之举。

　　《谏逐客书》不知是通过何种途径送到秦王政手中的，但秦王政确实是在读过之后，翻然醒悟，不仅立刻停止了逐客，还将李斯请到宫内，商讨统一天下的大计，随后，又任命李斯为廷尉，直接参与朝政。

　　一场-和命运的危机就这样化险为夷。不经意间，李斯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千古吟颂的美文，以至于2000年后，一向评价文章极为苛刻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也按捺不住对此文的推崇，称：“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政灭掉最后一个敌国齐，最终统一中国。旋即，李斯也由掌管军事的廷尉晋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从此，这个从楚国上蔡“闾巷布衣”之家走出的奇才，在辅佐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事业中，屡建奇功。直至13年后，在一场宫廷争斗中败下阵来，将自己的生命葬送在8月的那个血色黄昏……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任命的丞相、被后人称为千古一相的李斯都做了些什么呢？或许，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李斯被冠以千古一相，也就顺理成章，实至名归了。

　　其一，制《秦律》统一法令。

　　新朝初立，天下未稳，为了维护国家秩序，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今天下初定，六国人心尚未臣服，应该罢去六国与秦不同的法律，重新修订法律典章，使法度一统、万民遵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大臣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充，吸取其他各国的有关条文，然后制定出一套完整、严密的刑法制度，发布全国。《秦律》主要法律形式有律、令、法律问答、式、廷行事等多种。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设置、官吏任免、军事、外交、司法、监狱管理、社会治安、徭役戍边等，并且每项法律都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和规定。这部法律的实施，不仅在当时史无前例，而且对以后历朝历代制定法典都影响巨大。

　　其二，击败王绾的封国制，建立了郡县制。

    就在《秦律》颁昭天下之时，有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皇权体制又在宫廷中形成了强烈对峙。以当时的左丞相王绾为首的封国制说甚嚣尘上。王绾向秦始皇建议：“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言下之意是仿照周王的分封制，将土地分封给王子和有功之臣。秦始皇拿不定主意，让李斯等人进行商议。李斯对秦始皇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太多，造成许多矛盾，之间相互攻击，如仇人一般，贤能的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海内仰仗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王子功臣以功赋税重赏赐他们。这样，天下无异议，是使国家安宁之术。这些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说：天下战事不断，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割据的王侯。现在天下初定，又像原来一样封国置地，是树兵树敌之举，那样再想使国家安宁可就难了。于是，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罢免了丞相王绾。按照李斯的方法，皇帝以下设三公、九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器聚咸阳销毁，并让12万户天下豪杰士子集中在咸阳，以便约束管理。从此，李斯的郡县制度被后来的朝代纷纷效法。

　　其三，统一并简化文字。

　　同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小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奴隶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其四，中国的度量衡首次统一。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其五：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其六，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那么，李斯又做了什么泯灭人性的事情呢？历史上有多种看法，但有三件事李斯脱不了干系，就是杀韩非、焚书、坑儒。
李斯杀韩非，缘于心中的嫉妒。这种人性的卑劣，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人格的缺失。

　　当初在荀卿的门下，后来成为名儒高足者不乏其人，但最为荀卿看重的并非李斯，而是说话口吃的韩非。在老师的眼中，这个弟子为人正直，悟性天聪，因而，他在弟子面前屡屡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老师对韩非的赞赏最终成了对另一个弟子李斯自尊的伤害，继而又成了李斯杀掉韩非的缘由。这一点，即使是无所不知的荀卿也始料不及。当然，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韩非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李斯的-命运，李斯岂能不先除之而后快！

　　韩非被杀是在公元前233年，也就是李斯事秦4年之后。这个时期是李斯步入政坛立足未稳之际。一天，秦王政命李斯进宫，让他看刚刚得到的《孤愤》、《说难》等文章，询问是何人所著。李斯看过方知是同窗韩非的文章，便据实禀报：此是臣之同窗韩非所作。这些是想打动韩王，壮大韩国力量的学说。秦王听罢才说出自己的看法：写得好啊，寡人能与这个人见上一面，死也无憾。说完，他又命李斯给韩王去信，用威胁的口吻索要韩非。韩王惧怕秦王政，只好听命。

　　韩非来到秦国后，立刻被秦王政召见。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秦王政就有任用韩非之意。一旁的李斯甚感不妙，委婉劝阻秦王：韩非之才，胜臣十倍，但新来乍到就任显职，于秦法不妥。秦王觉得有理，遂让韩非先稳定下来，著书立说，以备秦国之用。这无疑给了李斯充裕的时间来加害韩非。不久，李斯就以“韩非很想念故国”为由，谗言同窗，激怒秦王把韩非关进监牢。随后又进一步谗言：“韩非在牢中颇有怨恨，奈何？”年轻的秦王大怒之下，将韩非以死赐之。

　　据说，韩非被关进囚牢后，狱卒曾对他说：你的同学李斯颇见信于秦王，你没事的。韩非笑着摇摇头道：李斯其人我深知，才在他之下，能善待之；才在他之上，必嫌之。我看来必死无疑了。话音刚落，李斯便命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对狱卒说：如何？说罢，饮毒而死。

　　有关韩非的故事， 本文在此不作过多的赘述，一是此后要把他单列一篇再作详述，二是我的恩师、市作协顾问张纯先生在10多年前曾创作过一部大戏《鹏落秦宫》，将这位天之骄子的命运演绎得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写韩非，必先求教之而后方可为之矣。

　　杀掉韩非，剔除了政坛上的潜在对手，李斯的地位日益稳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的主张从此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也成就了他立前人未立之奇功，创后世辜枉之先河。

　　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以至于后人在演绎历史时常常把它并归到前汉。但它做出来的事情却影响深远，尤其是焚书和坑儒，几千年来中国文人谈之色变。不过，后世往往把焚书和坑儒看成是一回事，这显然有误。其实焚书和坑儒本不是一回事，它们一前一后，性质、背景各有不同，焚书是书厄，不见人祸；坑儒是人祸，却无主名，但惟一相关之处就是和李斯有关。

　　《史记•秦皇本纪》完整地将此事记录了下来。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70人上前敬酒、祝寿。其中身为仆射的周青乘机讨好始皇，盛赞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圣明。他的话引起另一位博士淳于越的反感，他反驳说还是分封制好，因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当即把此人的意见交诸臣评议。丞相李斯本来就是郡县制的倡议者，就当场发言反驳，进而又对当时的士子学风提出看法：“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认为如不禁止这种行为，必定造成上面君主权威下降，下面党徒勾结的局面，所以李斯借机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要送到郡守、郡尉那里焚毁。有敢相互私语《诗》、《书》者，在闹市斩首示众；以古非今者杀死全族；官吏知情不报者与犯同罪；命令下达30天不烧掉书籍者，发现后脸上刺字，罚筑长城。

　　秦始皇当即照准，下制曰：“可。”一句可也，便把李之建议作为法令颁行全国。中国最大的文祸由此而生。

　　对于秦皇焚书的原因，后来有多种说法，最盛行的说法是认为秦皇对《诗》、《书》产生了“愧”、“畏”心理，所以李斯一唱，秦皇一和。其实，秦皇真正的用意还在于去其杂说，便于在思想上统领天下。但是他的这种想法也实在过于天真。事实证明，这种行为行之无效。唐人章碣有《题焚书坑》诗一首，是对焚书后果最好的讽刺。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革了秦皇的命，而李斯因其邪恶倡议也成了焚书的始作俑者。

　　但是庄重的历史往往也有它滑稽的一面，所谓种的是歪瓜，收获的是扁豆。正是因为秦皇焚书，才导致了后来的汉学，即训古学的兴起。《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现在许多大学设有训古学专业，养活了许多人，真不知这功劳该不该算到李斯先生的头上。

　　坑儒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12年，即始皇统治中国的第9个年头。它的原因似乎并不复杂。当时，有几个方士利用秦始皇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的欲望，谎骗秦皇说他们能找到仙药，以便从中捞取好处。但长生不老药毕竟是求不来的。于是方士们一边谋议逃亡，一边又私下“诽谤”秦始皇，说他“天性刚愎自用，兼并天下后意得志满，骄横无比，用人专任狱吏，博士不过是备员”等等，秦皇于是命御使拘审诸生。诸生酷刑之下又互相攀连，最终，共有460余人招供，说违反了“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之类的-，结果全被活埋于咸阳郊外。当时太子扶苏正好碰到此事，便入宫进谏，希望父皇从轻发落，但被秦始皇怒拒，还把扶苏派到上郡（陕西榆林）去做监军。

　　此时的李斯正是当朝丞相，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前。然而，李斯明明知道秦皇是因为震怒而牵怒于诸儒生，并且，此事几乎与这些人毫无瓜葛，但他就是不发话，甚至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坚决执行秦皇的命令。当初，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书《谏逐客书》，而如今，面对他的同类惨遭杀戮，他却躲在一边无动于衷，更不会为了别人而再上一道《谏坑儒书》。对此，司马迁的评价是：“李斯通晓六艺的宗旨，却不致力修明-来弥补君主的缺陷，身负高爵厚禄的重权，阿谀奉承，苟且迎合，实行严刑酷法……”所以，如果把焚书看成是李斯的主谋，那么坑儒李斯至少也是个同谋。

　　或许正因为此，当后来李斯身陷囹圄、还想着为自己开脱时，罗列了自己七条“罪状”，细述自己为秦王朝所做的贡献，偏偏这里面就没有焚书和坑儒，看来李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心知肚明的。

　　公元前210年，即始皇37年，秦始皇命丧沙丘，同样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斯和奸佞赵高合谋进行了一场宫廷阴谋，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坏不过的，李斯一门，尽被诛杀。

　　秦二世二年8月，李斯和他的二儿子一起以反叛罪（此前任三川郡守的大儿子李由已被起义军杀死）绑赴刑场。根据李斯亲自制定的秦律，李斯要先受五种刑罚，然后再推到咸阳街市腰斩。这五种刑罚当中就包括脸上刺字、割鼻、截左右脚趾等，可见刑罚的严酷。《史记》中记载着李斯和他儿子行刑前的一段对话：“我要是还想和你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县的东门，去追逐狡兔，还能办得到吗？”于是，父子二人相对痛哭。

　　哭声响彻天际，也痛彻着几千年后我们同乡的心灵。

　　毛泽东在点评《二十四史》时曾对李斯推崇备至。他说李斯是干实事的，而孔子则只说不做。民国时期曾写过《中国历史演义》的蔡东藩则坚称李斯是历史上最大的奸臣，过大于功，一生几乎无一是处。我想，这是他们站的角度和高度的不同才有这么迥然不同的评价，而我虽然没有资格评价他，却有资格重复别人的话。明朝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记》中说，李斯“开阡陌，置郡县，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