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秦王朝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最具权威性。由于历史本身的极其错综复杂，即使司马迁去秦不远，其掌握材料最多，其记载中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现试就秦二世一朝之记载失准而前人论述绝少者择述如下：

 秦二世诛诸公子大臣究竟是主动倡议还是被动附议

　　据《秦始皇本纪》：“（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赵高献计，遍诛大臣诸公子。又据《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于是，赵高提出杀戮主张，二世然其言而予以落实。虽然两处记载中都以赵高之谋为主，但其间二世的角色出入甚大：一为处心积虑欲掀腥风，一为经人提醒陡生杀机。应该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从二世葬始皇大量宫人从死，封工匠于墓道之中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残暴，其倡议杀戮不足为怪。但考虑到行为的延续性及性格发展过程，二世经人提醒而为非作歹的可能性更大。如沙丘之谋时，胡亥对由自己代扶苏而立，尚有些许不忍之心，及“已闻扶苏死，既欲释蒙恬”（《蒙恬列传》）。这些或可表明，至少到那时，二世还没有发展到歹毒的程度。扶苏已死，又安葬了始皇，胡亥有松一口气、纵情享乐之想也很自然。应该看到，杀戮诸公子大臣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沙丘阴谋的继续。以阴谋开创的事业，理当为阴谋为后继。赵高作为沙丘之谋的主谋，他在杀戮事件中再次成为主谋，也是理之必然的事。

诛诸公子大臣时，秦二世身在何处

　　《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春，二世东巡，四月还至咸阳，杀戮之事便在此期间发生。同本纪，赵高为二世计曰：“……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