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玉器主要出土地点都靠近大的都邑，如秦国的雍城、陈仓、东周洛阳王城、郑国新郑故城、晋国的新田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是王侯贵族进行礼聘、祭祀、盟誓等-活动的中心，他们的墓葬亦多在城市附近；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使官、私手工业形成规模，产品数量、质量大幅提高，经济交流也多在城市进行。这显示出春秋时代的秦人虽仍与戎狄共处，但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努力吸收，已经有了与关东相当的城市文化，所以由余才会有“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

　　3．玉器的使用比较普遍，不仅较大型的贵族墓中有玉，而且小型墓的墓主和大型墓中身份较低的殉葬奴婢也都有玉随葬品，虽然在玉器的质量和数量上有差别，但反映出秦人与关东人都有较广泛的佩玉人群，爱玉佩玉的华夏文化对秦国的普通人也有较深的影响。

　　当然，秦与关东诸国就春秋玉器的发现来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1．秦高等级墓葬发现太少，至今可与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M1052，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墓M251这类随葬丰厚的大墓相比的春秋秦墓仅益门二号墓一例而已，这使得二者玉器的对比显得不够对等，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来反映春秋秦玉的全貌。

　　2．没有发现象洛阳中州路、浙川下寺上村岭这样规模较大、沿用时间较长的春秋秦贵族墓地，所以其玉器的器型、组合、随葬方式等的发展脉络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容易理清。

　　3．玉敛葬的形式较关东诸国简单，一般的都是口中有玦，耳部置玦，高级别的则有颈部和胸部两副串饰，并在脚箱内埋圭、戈之类，没有发现玉质瞑目和脚部的葬玉，手中有囗（王屋）仅见于1977年凤翔高庄M1一号殉人这一例。可以说，秦人殉葬玉的形式与生前佩带玉的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专为丧葬的目的而制作的玉器类型较少，反映了“事死如生”这一朴素的丧葬观念。而且秦人平常佩带的玉饰也较为简单。

　　关东诸国殉葬玉器的方式就显得较为复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死者面部多有玉片组成的瞑目，耳有玦、颈有串饰、腹部有佩饰、手中有琀，还要在头顶置壁、脚部放玉片，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石质明器。虢国墓地所见者则更为复杂，仅串饰在一墓中就有很多，不同质地，不同串法，分别置于棺盖上，棺椁之间，死者的颈部、耳部、头部、腕部、胸部、腹部和腿部。最完备的例子是该墓地的M1820，其中玉石器的放置情况：外椁盏放石戈、石壁，内外柳间放一组串饰，棺盖上有串饰若干组，耳部有玦、口中玦17件，颈部串饰一组，胸部至腹中悬佩一组更为复杂的串饰，腹部再放置一组串饰，两手各有一圆柱形囗（王屋）。如此复杂的玉敛葬式所反映出来的是繁琐的礼仪、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以礼为本的-思想。秦与关东的简、繁之别显示出春秋时代秦人尽管在努力华化，但很多学的是表面的东西，象严格的宗法制度、以礼为本的统治方略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融汇到他们的文化中，而是保留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质朴的“戎化”的一面，这为后来秦国置郡县、兴刑名、行霸道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也是战国时期秦玉衰落的根本原因。
 
　　4．祭祀瘗埋的玉器较多，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中所出璧、璜、圭、玦等器，姚家岗凌阴遗扯中的璧、玦圭等，这些玉器制作较粗，埋于建筑物地面下或祭祀坑中，是明显的祭器。这么大量的祭祀用玉在关东诸国没有发现，可与之相比的是晋故都新田附近秦村的春秋晚期盟誓坎中的玉盟书等器，但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大量的祭祀用玉是秦人多神崇拜的反映，这将在后文论述。

　　战国秦的玉器友现量小，工艺精美的更不多见，无法与关东诸国的战国玉器相比。就有限的发现来说，能反映以下几个问题：

　　1．比之春秋时代，秦国墓中葬玉大为减少。1954－1957年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出玉器的仅5座。朝邑发掘战国秦墓676座，不见玉器出上。可见佩玉人群大不如春秋时代，与关东诸国佩玉的普及方向相反。

　　2．既使有玉随葬的墓，玉器也数量少，体量小，品种单一，工艺粗陋，显示出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与关东战国时代蓬勃发展的玉器艺术形成鲜明对照。

　　3．战国时代秦国玉器的随葬方式和艺术风格都没有自身的特色，这反映出秦与关东交流的频繁，也反映出当时秦人对玉器艺术较少着意。

　　春秋战国秦人玉器虽然发现量还比较有限，时代环节也不够完整，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有的。秦人以戎狄之族，春秋初在继承周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华夏以玉器为物质表现的礼仪文化，在玉器艺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一定成就。至战国时法家刑名之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宗法为载体，以仁为口号的礼仪文化遭到排斥，玉器亦随之衰落。统一之后的十五年中，秦人在玉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从前文所述的两批秦代玉器看，比春秋秦玉没有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