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是在对比中凸显的，为研究秦式玉器的特征就有必要将其它文化的玉器拿来进行比较。春秋战国是地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有的学者详细地划分出9个文化圈，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就很困难。林剑鸣先生认为“实际除岭南、西南、长城以外三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外，其余只剩关东与关中两大文化圈”，这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论断[1]。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主流的齐鲁和中原诸国，还是开一新风的吴、楚，其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和对玉的文化解释都具有较大的共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秦的玉文化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列出的对比的双方为秦玉文化和山东诸国玉文化，比较的方面有考古发现、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和玉文化观念。限于学识，笔者无意使本文成为秦式玉器的专论，只是想通过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对秦人玉文化的特征作探讨，以期引起秦文化研究者对秦人玉文化遣物的关注。

　　二、秦式玉器的发现情况与发展脉铬

　　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秦式玉器标本，春秋战国时代的仅限于秦国范围内墓葬、遗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则选取几件特征鲜明，基本上得到公认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2  从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质 (一) 
 
　　秦人早期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西周末叶，平王迫于诸戎的压力而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其后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至穆公时创造了“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间虽坚持不懈地向东发展，但终为晋、楚所阻[2]。所以春秋时代秦人的活动重心在关中西部，玉器发现也集中在宝鸡、陇县及凤翔雍城一带。重要发现有以下几批[3]：

　　1．1986年11月，陇县边家在5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贵族的墓葬。玉石器计有玉泡2，玉圭11，石圭4，石管2，石璧1，石条形饰5，石贝290件。串饰两组，一串在颈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鱼1件、玛瑙珠80粒和若干绿松石组成。另一串置于胸前，由70粒玛瑙珠组成。

　　2．1974年户县宋村3号墓。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墓内殉人及附葬坑，随葬5鼎4簋，也是大夫级的贵族。属于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1，玉戈1，玉管1，玉牌2，头部发现饰一串，由一个穿圆孔的方玉片，三个鳞形玉牌，九枚绿松石管及74颗鸡血色石珠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号殉人口合玉玦2；1号殉人口含石玦1；2、4号殉人各合玉、蚌琀1。

　　3．1963年10月，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1，玉玦4，玉凿2，玉鱼3，玉玦两块合在口中，两块置于耳部。

　　4．1976年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出玉璧2，玉玦1，石璧1。BM102的殉人随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1959—1960年宝鸡福临堡东北地发掘10座秦墓，时代属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鱼、玉蚕、石玦等。石玦皆置于耳部，石圭各墓数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1号墓出有串饰一组，置于胸前。

　　6．1981—1984年，凤翔雍城中部偏东马家庄秦秋中晚期宗庙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计有玉壁8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煤精环2件，玉璜21件，大多器形较小，制作粗糙。

　　7．1973看到至1974年在凤翔姚家岗发掘的春秋秦国凌阴遗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1976—1986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国君主秦景公，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鱼、透雕蟠螭纹玉佩、煤精玉饰、青石马头等。

　　9．1977年，凤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蓝色玉璧一件，玉襟钩1件，串饰11件，时代属春秋晚期。

　　10．1992年，宝鸡益门秦墓，其中2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随葬品丰厚，尤以金柄铁剑最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计有壁10件，环7件，璜24件，虎形佩1件，长方形佩9件，突齿长方形佩4件，璋形佩6件、觿13件，竹节形饰3件，斧形饰1件，鸭首形饰1件，带钩1件，亚字形饰49件，另有玛瑙饰1件，绿松石串饰1，料串饰2[4]。

　　11．1972—1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几批玉器，共计4件，有玉璧、踪、觿、璜等，花纹均为阴刻的勾连纹或云雷纹。从艺术风格判断，其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