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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搁浅”、“鲸鱼集体自杀”情形的比较明确的历史记录。
记载东汉史事的文献也可以看到涉及“出大鱼”的内容。《续汉书·五行志三》“鱼孽”题下写道：“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刘昭《注补》：“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清代学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二一《司马彪〈续后汉书〉第四》“大鱼”条写道：“东莱北海海水溢时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又有考论：“案今海滨居民有以鱼骨架屋者，又以骨节作臼舂米，不足异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姚之骃书：“是编搜辑《后汉书》之不传于今者八家，凡班固等《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崧《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捃拾细琐，用力颇勤。惟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是其所短。”关于灵帝熹平二年(173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事，姚著《后汉书补逸》所说“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与《续汉书·五行志三》说同，然而所谓“东莱北海海水溢时出大鱼二枚”指出“东莱北海海水溢时”，虽然“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然而“海水溢”的条件符合涨潮退潮情形，应当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
《淮南子·天文》关于天文和人文的对应，有“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语，同时也说到其他自然现象的对应关系，包括“鲸鱼死而彗星出”，值得海洋学史研究者注意。推想当时人们尚没有猎鲸能力，如果“鲸鱼死”在海中，也少有可能为人们观察记录，“鲸鱼死”，很可能一如成帝永始元年春、哀帝建平三年、灵帝熹平二年“出大鱼”情形。《淮南子·览冥》也写道：“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对于所谓“鲸鱼死”，高诱的解释就是“鲸鱼，大鱼，盖长数里，死于海边”。大概在《淮南子》成书的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关于鲸鱼“死于海边”的经验性知识。而《太平御览》卷九三五引《星经》曰：“天鱼一星在尾后河中，此星明，则河海出大鱼。”清人胡世安《异鱼图赞笺》卷三引《星经》则作“此星明，则海出大鱼”，随文写道：“又《淮南子》：鲸魚死而彗星出。”理解《星经》之“海出大鱼”就是鲸鱼。这一说法如果可信，则应当是更早的海中“出大鱼”的记录了。《白孔六帖》卷九八引《庄子》曰：“吞舟之鱼失水，则蝼蚁而能制之。”也可以对早期相关情形的理解有所助益。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秦始皇“夜出逢盗兰池”的记载。据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一》写道，秦始皇引渭水为兰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兰池的规模和石鲸的尺寸可能都是传说。《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说，汉武帝作昆明池，池中有“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鬛尾皆动。”《初学记》卷七引《汉书》及《西京杂记》，也有“刻石为鲸鱼”的说法。出土于汉昆明池遗址的石鲸实物，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鲸的雕制，应当有对于真实鲸鱼体态的了解以为设计的基础。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对“海出大鱼”的观察和记录。
《淮南子》“鲸鱼死而彗星出”的说法为纬书所继承，其神秘主义色彩得以进一步渲染。《太平御览》卷七及卷九三八引《春秋考异邮》都说到“鲸鱼死而彗星出”，卷八七五引《春秋考异邮》作“鲸鱼死彗星合”，原注：“鲸鱼，阴物，生于水。今出而死，是为有兵相杀之兆也。故天应之以妖彗。”其中“出而死”的说法值得注意。《论衡·乱龙》：“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这些有关“鲸鱼死”的观念史的映象或者自然史的解说，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一现象是熟悉的。张衡《西京赋》所谓“鲸鱼失流而蹉跎”，则是文学遗产中保留的相关信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中“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人鱼似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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