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①认为“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德”、“刑”的用途，因时而异。当时是“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的乱世，应当用重刑治理。他赞扬汉宣帝采取严刑峻法，使社会安定；批评汉元帝奉行儒术，“多行宽政”，成为西汉王朝“基祸之主”。②反对赦免。东汉时,特别是后期，统治者频繁颁布赦令，赦免罪犯,以缓和阶级矛盾。崔□对此作法极为反对，认为“赦以趣□,□以趣赦”。频繁赦免罪犯，不仅不能制止犯罪,反而使人“轻为□非”，“犯恶尤多”。如此相互促使，“两不得息”。主张不轻易颁布赦令，最好相隔十年以上，才大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