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老去世后，他生前关于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钱老认为现在“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那么，所谓封建思想的影响是指什么？我们不妨从明清之际(差不多也是欧洲近代科学兴起的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并从中窥测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

    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批心无旁骛的专业人士和激励创造性工作的组织系统。西语“职业”(Vocation，德文Bruft)本义是召唤，似不同于受过特殊训练或教育的profession，更意味着一种由天赋引起的工作，因此也就具有了天职的意思。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把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当作一项为世界“祛魅”的事业。欧洲近代以来，这种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好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原本属于个体性质的科学研究成为专业共同体的活动了。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就出现了推崇柏拉图主义的“学社”(Academy，或译学园、科学院)，并伴有经常性的学术聚会。事实上，当时对科学(也许不包括医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作出的，科学社团(学社)既为专业人士交流科学信息和成就提供了场所，也为其创造才能的社会应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摇篮，它们促使“科学家”(scientist)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了；而此前的哲学家、技师和工匠因为未能保持持续的科学兴趣，便算不上职业化的科学家。

    再来看中国的情景。那时恰逢明清之际，也是中国知识界最痛苦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晚明内外交困的深刻社会和文化危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他们纷纷建言反对空谈性命，提倡学问经世致用。但用什么来“经世”？如何去“致用”？他们并没有找到新的法宝，而只是认定有用之学必当谋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这个书院后来因为东林党事件名声大振。先后属于东林集团的人士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其中进士出身的就有八成以上)，他们饱读诗书，内容既包括实践躬行的道德哲学，也包括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具体科学，并奉行共同的济世目标，即“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东林书院志》卷十六)。这批人士在政治上主张整饬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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