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领导文萃》2001年第1期，作者：康月田，原题：《恩怨重重：许世友与王必成》
　　
　　1980年初，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中央军委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1982年初，王必成刚住进南京普陀路1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许世友和王必成都是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队员。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