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2月上，转载请注明出处

　　张秀山，1930年参加革命，和刘志丹[注: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字子丹。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一起创建西北红军，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在东北局的地位仅次于高岗。在“高饶事件”后，被定为高岗手下的“五虎将”之首，随即降职为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围绕着“高饶事件”和张秀山的沉浮，外间难知其中原委， 2011年初，记者采访了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希望能通过家人的诉说，更多地了解张秀山跌宕起伏的人生，揭开“高饶事件”的神秘面纱。

　　阴差阳错的发言，惹了大祸

　　父亲在台上的时候，我还在小学，并且是住校，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学校。只感觉父亲特别忙，在东北局的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他。父亲后来回忆，1953年9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父亲那时是东北局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3天，也就是9月7日晚上，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当时父亲刚刚做完痔疮手术，卧病在床。父亲特意嘱咐郭峰：“现在东北有68项重点工程上马，任务艰巨，咱们主要是要干部。www.lSQn.Cn要是检查汇报工作，咱们东北要谨慎，发言不要搞得尖锐，多听听其他地区看法。”

　　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有组织部长郭峰和东北局各省的一些组织部长们前往北京参加， 父亲本来不想参加，当时中央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刘少奇还特意发电报，主要是希望父亲来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要求父亲在10月8号之前到北京。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又打电话给父亲，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父亲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讲了5条意见。

　　9月末，父亲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并嘱咐他：“先让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后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父亲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往北京。到北京之后，父亲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当时父亲还对饶漱石[注: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让父亲发言，饶漱石决定亲自通知父亲。

　　那天晚上7点，饶漱石到驻地对父亲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因为父亲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父亲：“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父亲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父亲就问主席，这些意见可否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但直到会前，父亲没有见到刘少奇。

　　10月14日下午开会父亲发言，少奇同志坐在父亲的右边，安子文坐在父亲的左边。父亲发言主要内容是：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 “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三、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抓得不紧。

　　四、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没有关死剥削分子不能入党的门。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敌我界限模糊。

　　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对父亲说：“你会上讲的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是我的错误。以后适当的会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秀山同志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1954年，“高饶事件”出来后，这个发言就成为父亲“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他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到外地休假，竟成了“反党串联”

　　到1952年，父亲已到东北工作7年。这时候，东北的工作逐渐上了正轨，朝鲜战争也已经基本停战，这时的父亲希望得到休假的机会。夏天，父亲借着暑假的机会，带上正在上学的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和在我家住着的谢子长[注: 谢子长(1897—1935) 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 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的儿子谢绍明一起回西北老家看看。父亲第一站先到了西北，见到了习仲勋、马明方、王世泰等老战友。还看了刘志丹的父亲，他们说起和刘志丹闹革命的经历，越说越亲热，就在家里吃了羊肉剁荞面。

　　父亲还带着刘力贞和谢绍明，走访了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闹革命的地方，给他们讲当年的战斗经历。

　　离开陕西前时，王恩茂正好要去新疆工作，父亲便和他同行到了新疆。王震陪着父亲在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参观。之后，父亲又去了中南和华东，在上海，柯庆施陪同父亲看了一些单位，父亲说：“还是华东商业发达啊，人民的教育程度也高，这正是东北的薄弱环节!”在广东见到了陶铸同志和许多四野的南下干部。主要也是谈谈老战友的情谊。

　　没想到，这次休假，在“高饶事件”之后，竟成了父亲到各地进行“反党”活动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