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王凡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7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时值1948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600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 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1943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WWw.LSQN.cn]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舰上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的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启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3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致，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1946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蒋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早在抗战胜利，杜聿明赴东北接收之际，蒋介石曾命其以锦州为界，不得超越。可美国从其对抗苏联的战略出发，以美援和美式装备为诱饵，使蒋将大量精锐调出关外。此刻蒋介石追悔莫及，大骂美国人坏了他的事，以致他的看家精锐都被关在东北。但他以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蒋军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蒋军将领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钉死，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注: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号邦梁、济士，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注: 周至柔(1899—1986)，原名百福，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人。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海军司令桂永清，“御驾亲征”，前往北平。他先在锦州西南葫芦岛一线调集了12个师，然后亲飞沈阳，命令廖耀湘率13个师组成的辽西兵团，由东北向锦州推进。

　　为了配合东西夹击作战，蒋介石调动了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海军最强力的战舰。与“重庆”号同时奉命北上的，还有“灵甫”号。它们的任务，就是在葫芦岛一带，用炮火支持地面部队对塔山、高桥方面的攻击。蒋介石登临“重庆”号，是随舰前往葫芦岛，对这一线的进攻做最后部署的。

　　蒋介石上舰不久，广播中通知：“领袖”要对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以为他会讲讲时局，没想到他竟拿着《军人守则十二条》，照本宣科。广播传出“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的僵硬语调，引起许多水兵的反感。

　　此时毕重远的脑海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内战的祸首就在舰上，若趁此机会活捉了蒋介石，穿越锦西的蒋军阵地，将其劫持到解放区，这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呵!

　　他怀着这种念头，悄悄来到甲板上，暗暗观察。他发现蒋介石歇息的后甲板司令住舱根本无法接近，蒋介石的侍卫们把半个甲板都封锁了。这时，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感到刚才的闪念有些不切实际。舰上进步士兵的争取工作尚未进行，就凭个别人的一时勇武，能够实现目的吗?必须抛弃“劫持蒋介石”这个诱人的念头，毕重远再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10月10日，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重庆”号驶往葫芦岛港外浅海地带，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在舰首、舰尾固定，随即尽其所有，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上。

　　然而，震撼舰身的炮击并没能挽救蒋军在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重庆”号上越来越多正直的水兵们。他们凭舷望去，整营整团完好的士兵冲向前，待硝烟散后，便浑身血污，跌跌撞撞地败下阵。夜幕降临，伤残士兵凄惨的呻吟，牵动了水兵们的思绪。

　　本来，大多数水兵是怀着建设中国强大的海军，抵御外侮、报效祖国之心赴英学习和接舰的，而如今却被迫杀戮同胞，充当内战炮灰的角色。在香港初听内战“动员”时的迷惘浮躁，此刻转为愤懑和深省。特别是在锦州、沈阳相继城破，“重庆”号的任务从辅助进攻，变成到营口掩护逃亡，看着国民党残兵败将争相登船的狼狈情景，水兵们更感到这不义的内战难以获胜。

　　水兵们的反战情绪，舰方有所察觉。11月12日，舰方突然派人到水兵的住舱进行大搜查，所有水兵的吊铺、衣物箱都被翻了个遍。结果在秦勤、刘励等6名水兵的铺位中，发现了部分进步书籍。这6名水兵当即被流放到长山岛上。国民党当局原本试图以此压抑禁锢水兵的思想，却适得其反地激增了水兵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怨恨。

　　1948年底，“重庆”号返回上海，恰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金融颓败，于当年仲夏刚刚推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失败，原定发行的20亿金圆券，此时已超出限额30亿，迅速贬值。价格的限制随之被迫取消，经济金融呈大崩溃之势，整个国统区民怨鼎沸，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统治行将覆灭的征兆暴露无遗。

　　水兵们刚回上海，一个月的薪水竟不够买两碗阳春面，使已经积怨的人心又燃起一把涣散之火。有的人凭着在英国学到的技艺，弃舰到国外商船上当水手去了;一些水兵，寻找其他门路或回家乡设法谋生去了;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水兵，向往新的天地，辗转投奔解放区。原本六百余人的“重庆”号，开小差的几近一半，国民党海军方面，不得不从海军军士学校补充进一百五十余人。

　　战争形势的发展、蒋氏政权的飘摇、广大士兵的觉醒，加之1949年初，北方的沿海各港，除青岛外均已被解放，使毕重远感到策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加紧了暗中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