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当上民国的县长不容易

　　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有考试和荐举两种途径。但真要当上一县之长，无论走哪条路，都不容易。

　　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非常低，即便被录用也很难有出路

　　北洋时代各省军阀割据，不受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WWW.lsQn.cn]约束，县缺成了大小军阀们奖赏部属或赠送亲友的礼物，因此当时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国民党执政后，对县长的任选非常注重，几度立法，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正轨。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遴选县长。但是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真心不容易：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一到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除了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省区都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因此，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需要生逢其时才行。其次，考试竞争非常大，比如1928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得不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四次，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得到了实际职位。

　　即便真的考上了县长，并不意味着仕途就一片光明。各省考试取录的县长，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大多政绩平平，甚至不乏触犯法令被撤职查办者。比如广西第一次县长考试的唯一录用者，在出任县长后却政绩平庸，连任了七年都只是一个四等县县长。再如江苏1929年考试录取11名县长，第一名初任吴县县长，不到一年即因事撤职，后其又任邳县县长，未久又以贪污罪判刑。从整体上看，考出来的县长很少能有出头的，以湖北为例，1928年湖北考取县长40人，五年后跟踪调查发现，除3人亡故外，15人赋闲，9人离省，5人转就他业，1人因案判刑，1人被交付惩戒，只有6人在任县长。1930年，湖北考取县长29人，三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只有2人在任县长。

　　想要通过被举荐当县长，要贿赂省级大员才行

　　考试只是选拔县长途径之一，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而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着举荐县长的权力，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滥用职权者，任人唯亲者不乏其人，甚至有人公然买官卖官，将县长当作敛财工具。比如1929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6000元;二等县县长5000元;三等县县长4000元。又如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期间，在任命县长等官员时“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

　　1939年，民国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

　　想坐稳县长宝座更是困难重重

　　当上县长不容易，要想把县长当的安稳更困难。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1931年就更换县长226人次(当时河南共有112个县)，平均每月更换县长16人次。1931年-1935年五年来河南省总共更换县长513人次，平均每年约有103人次。其中商丘、安阳、确山等县1927-1937年换了25任县长，陕县换了30任。也就是说县长的任期普遍不满一年。县长更迭频繁，成为民国官场的一大顽症。在这种环境中，想要坐稳县长宝座，既要讨好省府官员，又得巴结当地士绅，还得伺候驻军，得罪任何一方，不但官位难保，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者不要更换

　　由于县长的任命权掌握在省主席和民政厅长的手里，因而每一位省长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时人描述此种情况为“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因此省府大员交卸之际，也是县长的离职之日。以甘肃为例，据1936-1940年任西和、成县县长的马廷秀回忆，在西安事变之后，朱绍良[注: 朱绍良(1891—1963) ，国民党高级将领。原名宝瑛，字一民。 祖籍江苏武进，生于福建福州。曾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任省主席，前主席于学忠的势力被驱除，相应的“陇南原有十一个县长中，十个都被撤换了”。1940年，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将“陇南11个县长全部撤掉，名义是‘调省另有任用’，实际上是公开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种省府官员变换引起县长更迭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以安徽为例，1929年陈调元、方振武与石友三三人相继担任安徽省主席，这一年县长更调最频繁，更调次数竟达114次，1927-1937年全省县长更调次数最少的是53次，而当时安徽只有61个县。省主席上任后的2至4个月是县长更调的高峰期，如1930年12月，即陈调元上台后的第3个月，更换县长27人;1932年7月，即吴忠信[注: 吴忠信在中华民国史和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其一生中最难忘、最为难得、又最为艰辛的使命是1940年2月主持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上台后的第4个月，更换县长32人。如此情况下，想坐稳“县太爷”位置的人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人员别更换太频繁。

　　其次，得跟当地土豪劣绅打好关系

　　要想县长做的稳，非但不能得罪当地豪绅，还必须要跟这些人搞好关系。比如县长上任之后首先要拜访当地土豪大姓，以联络“感情”，寻求其对自己推行政令的支持，否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县政的推行若无豪绅同意，寸步难行。以甘肃会宁县为例，县政“完全操纵在地主豪绅的手中，一切政治的措施，若不得地主豪绅的同意，是一点也行不通的。现在的乡镇保甲长是地主豪绅的代理人，地主豪绅是乡镇保甲长的掩护者”。其次，豪绅可以时时处处给县长制造麻烦。县长在办事过程中难免会触动豪绅利益，而一旦双方产生冲突，这些人就会向省政府“控告县长”，“省府常凭一纸控告，不拘案情大小，立即派人调查，使县府威信，颇受损失，推行政令，备感困难!”如此一来，县长还怎么做得稳? 会员全文阅读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