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 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说：
郑君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所治各经，不名一师，参酌今古文，与博士之经不尽合，然尊崇纬书，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
在以经学为仕进阶梯的封建时代，各学派之间的异议与斗争亦不可免。拥戴郑氏者固然很多，与之争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吴人虞翻对郑玄所注五经提出了许多责难。继之，魏王粲、蒋济，蜀李傕，对知注亦多异议。而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肃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后他又成为专擅魏政的司马昭的妻父。王肃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氏。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等亦出而驳王申郑。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颉颃，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并据之撰《圣证论》，以攻讦玄。但伪品总会被人识破，结果，只欲盖弥彰，贻讥后世而已。
魏人鱼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薛夏“博学有才”，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住。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莅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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