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近人张鹏一《魏略辑本》谓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则鱼豢入晋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魏略》叙事颇注重品节作风。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魏略》虽早已亡侠，但从裴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还是相当好的。鱼豢是关中人，所以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例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被史家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魏略》很注意对三国时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鱼豢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时，子弟入太学，多是为了避役，而在太学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学术的坠落了。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揭露了地方旧姓豪族欺凌单家（非富强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说：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可能为“雄”字之误）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W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