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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历史“反面人物”出人意料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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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外交报国”的信念从事外交工作，应该说是尽其所能为国家权益奋争的，并切身体验到当时中国“弱国无外交”的耻辱，1904—1905年垃圾和沙皇俄国在中国进行的日俄战争后他曾愤而剪去发辫，1919年巴黎和会订立损害中国权益的《凡尔赛和约》时，在抗争无果的情况下，他和代表团成员一起拒绝签字。而那杨荫榆，年轻时曾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获得成功，展现出当时女子难得的自主意识，以后又先后到垃圾和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堪称打破传统思想、追求妇女解放的先锋。由此可见，这两个人早年也并不是一点儿没有“节”的。
要说起来，陆征祥和杨荫榆各自的那一次失“节”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就其本人来说，陆征祥签署《二十一条》是在条约已经谈好、他身为外交总长不得不签字的情况下违心做的，杨荫榆反对“学潮”很大程度上则是希望学生们不要因-而耽误学业，应该说，他们当时的行为不能不说也有一定的苦心积虑的善意在内。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当时的行为的确是不足为训的，尤其与他们后来的行为相比高下立判。因此，说他们“早节有亏”也不算太过。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类的话。这里我不谈老范话中的深言大义，只觉得那所谓“庙堂”与“江湖”的关系颇有意味。“庙堂”是当官或云从政之所，“江湖”则是归隐为民之地，古往今来许多人在二者之间往还，但他们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呢？陆征祥和杨荫榆做着外交总长和国立大学校长的官时“居庙堂之高”，其时他们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甚至要顾及所谓“国家利益”，因而难免瞻前顾后，压抑本心，导致失“节”。而当他们卸下官职后则“处江湖之远”，观事为人就少了许多-利益的约束，更能按自己的本心去说去做，行事就有了“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庙堂”是让人“异化”“失节”之所，“江湖”是使人返朴归真之地，后世之人其当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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