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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有没有“变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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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由此看来，元稹这次再遭贬谪，仍不太悲观，他相信裴垍，期待着裴垍寻自己更大的提拔。
可是，宪宗元和六年（811）裴垍病卒，元稹失去依靠，便不再“酣歌”、“负气”，而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感梦》诗中说出自己的心声：“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就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元和六年宦官的走狗严绶接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成了元稹的顶头上司，连好友白居易也为元稹担忧。谁知严绶到任后，不但没有对元稹进行报复，反而恩顾偏厚，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元和九年（814）严绶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吴元济，宦官崔潭峻随作监军，他们把元稹也带去。元稹《葬安氏志》云：“适予与信友约浙（浙）行，不敢私废。”所谓“信友”，当不是指“府主”严绶，而是指宦官崔潭峻，可见他与宦官的交结。其后，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竞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1986年第二期《复旦大学学报》刊有吴伟斌《也谈元稹“变节”真相》一文，作者另辟新说，认为元稹并无“变节”行为，理应与白居易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他认为，裴垍谢世后，元稹失去有力的支持，处境的确困难，但他仍与袭垍亲党裴度等保持密切联系，斗争决心依然十分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哀病骢呈致用》）、“为言腰折气冲天”（《送友封二首》）、“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答姨兄胡灵之》），可见其一斑。其间，尽管他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但这是无权使然，-气节未变。白居易晚任江州、刘禹锡外放朗州、柳宗元山谪永州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他变节是不妥的。
严绶是朝廷派出的官员，与世代相袭的镇将不一样。元稹巴结上司严绶有之，但说他巴结藩镇则不实。细读元稹在江陵时的诗作，其中有《奉和严司空重阳日》等七首与严绶有关，均是一般应酬之作，并无过分的阿谀奉承。严绶讨淮西，元稹曾代他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斥责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表明的立场是正确的。至于所谓“信友”一词，意为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而崔潭峻以内常侍出为监军使，职权实在节度使之上，元稹作为青衫从事，品位低贱，怎么会随便称与己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元稹江陵任及其后，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和打击，外贬长达十四年，而崔潭峻身为元和宦党重要成员，却始终坐视不救，想见两人关系极为一般，不能算是“信友”，也谈不上元稹依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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