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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秋》与昭君故事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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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常使后人忽视了昭君和亲的性质，而以此谴责立朝文武的无能，这类诗如王元偶《青冢》：“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河秋。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应羞！”另外，也有人从正统观念出发为昭君讳，如孔及《琴操》，便构造昭君在匈奴义不再嫁，仰药自尽。凡此种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汉宫秋》；而后者对这一题材，则作了更大幅度的改造。
正史上昭君和亲，是匈奴人觐，汉廷怀柔。而在《汉宫秋》中，这一事件深深打上了汉民族屈辱的烙印。剧中匈奴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的实力和野心，情势要挟，予取于夺；汉廷只能臣妾事胡，唯命是从。被迫献出昭君后，“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一派铜驼荆棘的景象。这正是十三世纪历史情状的写照，反映出了金、宋相继灭亡形势下所特有的民族心理。国势衰颓，伊谁之咎？答案在“汉宫”之中。一类是卖国求荣的奸臣，平时“诌佞奸贪”，进而甘心作怅，引狼人室，剧本把毛延寿处理为中大夫，又写他主动投敌，便是这番用意；一类是当朝官员，文恬武嬉，尸位素餐，国难时“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这两类人误国实无本质区别，所谓“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奏”。在他们之上的便是风流天子汉元帝，信用奸佞，“多呢女色”，结果“江山难保”，把爱妃拱手送出作了交易。剧本写他的荒怠，写他的自我怨艾，实质是对昔人“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的诛心之论的发挥。“亡国之音哀以思”，哀其不幸，痛其无能，借盛衰兴亡以重鉴戒，这便是《汉宫秋》的主旨。
历史上昭君于竟宁元年和亲，同年夏天汉元帝即下世，“汉宫秋”更无从谈起。而剧作中却把两人处理为一对一见倾心的爱侣，这除了迎合舞台观众需要的因素外，主要还要结合马致远的人生观来考察。剧本将故事情节浓缩于前二折内，而以后二折的篇幅纯用自然主义手法来渲染离情别意，显示了作者的灰颓。在昭君，才得恩宠，而骤成死别，见红颜之命蹇；在元帝，尊为天子。而难保身家。知富贵之无常。作品流露的这种感伤主义情调，代表了元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
历史上昭君自请出塞，生男育女；而剧作中则改写她留下汉家衣服，于番汉交界之处投江自尽。尽管从“忍看主衣裳，为人作春色”及“今生已矣，尚待来生”的自白中，流露出殉情以至殉节（封建贞节）的意味，但这种处理，毕竟塑造出了一个更新更美的昭君形象。何况剧本还让毛延寿被解回汉朝受诛，大快人心。在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汉宫秋》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具有赞颂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强烈效果，这也许是马致远所始料不及的。
《汉宫秋》的曲词艺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元杂剧因题发挥、淋漓酣畅的特色，在剧中尤见尽致。例如送别昭君时，百官催促早回，元帝唱道：“伯不待放丝缰？咱可甚鞭敲金镫响！……假若俺高皇差你个梅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若是他不恋恁春风画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I”语意跌宕，言词冷隽，而回味无穷。第三折[ 梅花酒] 、〔收江南〕、[ 鸳鸯煞] 三曲，急节促拍，情、景、声、色交融一体，表现出元帝恍惚凄清的心神。全剧诚如王国维所评价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成为古代悲剧的代表作。
元杂剧除《汉宫秋》外，还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及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惜均已失传。明清的昭君戏，杂剧有陈与郊《昭君出塞》、薛旦《昭君梦》、尤侗《吊琵琶》、周乐清《琵琶语》等，传奇有陈宗鼎《宁胡记》、无名氏《和戎记》、《昭君传》等，也亡佚不少。从现存的明清昭君戏来看，都是按循《汉宫秋》的处理和格调，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枝节，诸如昭君怀念汉帝宫闱，或魂归、或身还，也有的以后人凭吊青冢为结尾。从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看，它们都比不上作为祖本的《汉宫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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