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热情称赞这本译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 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文风创新。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严格地圈定了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原富》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原富》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严复文风取向是复古，是求尔雅。他在致古文名家吴汝纶的信中曾说，他“行文欲求尔雅”。尔的意思是靠拢，他所说的“雅”，是指古文写作规范。所谓“行文欲求尔雅”，是指写文章，字要用古代字义，句要仿古代句法，谋篇修辞，要遵从“古文义法”。这个意思，他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徽言，用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