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风的基本取向是创新，是近俗。他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里回顾过他文风取向的形成历程。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指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专以宣传为业’）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桐城派古文，从清初方苞开始，就倡导“古文义法”，追求“雅洁”。梁启超早就不喜欢桐城派文风，主张写文章要“务为平易畅达”，当然也就不能认同严复的文风取向。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梁启超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这句话，似乎是说严复译书是“为藏山不朽之名誉”而不是“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了。对梁氏这个说法，我们需要依据史实作恰当释读。就史实看，当时梁启超、严复写文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救国，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梁氏写文章，是要“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是因为书中“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改意焉”（《译天演论自序》）。严复整个翻译事业，实际都是为了唤起读者“自强保种”的觉悟，并不仅仅是求个人的“藏山不朽之名誉”。梁氏严氏写文章的初衷，都值得中华后人的思念。梁氏“务为平易畅达”，是要直接呼唤“市井乡僻”国民。严氏译书，“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是要以这批“中国多读古书之人”的先知先觉去实现“自强保种”大业。这场论辩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今日反思，难免要为严复惋惜。当时如果不用“古文义法”，而用“近俗之辞”译述新思想，让更多读者更直接读到新思想，对于实现严复的“自强保种”宏愿应当是更加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