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恐惧。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这一科学的历史决定论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颤栗了，他们由此从承认历史决定论转向否定历史决定论。在西方，“寻求‘宏观历史’的规律性的企图是官方历史明确反对的”。

从历史决定论的确立到反历史决定论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历了三个环节：一是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规律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述历史现象为己任。二是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西，而且是一个精神世界，因而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握，历史科学惟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在作为精神世界的历史中，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规律”，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规律。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犹如发放在传统史学阵营中的“特洛伊-”，从内部和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客观主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三是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分析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历史资料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介入到历史事件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历史规律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是从四个方面展开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并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这就是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与历史规律的可重复性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主观性与历史本身的客观性的关系，历史活动的选择性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关系，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与历史趋势的可预见性的关系。

首先，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按照文德尔班等人的观点，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规律。文德尔班认为，“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问题是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规律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因此，历史规律的重复性正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文德尔班等人把历史规律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说明他们并不理解可重复的历史规律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去研究、认识和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看来，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永远不会成功”，而且历史本来就是“无任何规律可循”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1)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化为“无”，而是以一种浓缩或萎缩的形成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或展开，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2)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规律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规律的存在，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规律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同类事件去验证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

　　其三，以历史选择性否定历史规律性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第三个基本特征。按照胡克等人的观点，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元性，因而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规律；全部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性；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规律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而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

　　最后，以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就是根据所谓的历史规律来预测人类历史未来进程。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存在规律，历史运动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所循。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连续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趋势不是规律，人们可以根据规律作科学预测；但不能根据趋势来作科学预测，换言之，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预测是人的认识活动，而人又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历史可预测的话，那么，这种预测本身就参与并将影响历史进程。在历史中，某一个预测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反过来，对某个行将到来的历史事件的预测，又可以防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客观的历史规律不存在，科学的历史预测不可能，历史决定论不成立。

　　波普尔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报与预见。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　　

　　2、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究及其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讨以研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发端，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为中心，内容涉及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社会发展的跨越性与不可跨越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而他们之所以重新引起当代中国哲学的关注，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重新探讨历史决定论的底蕴就在于，如何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寻求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首先要正确理解社会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重新认识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的本质问题，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这种进展和突破集中体现在确认让会本质上是实践的。实际上，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并非发现“新大陆”，而是“重归”马克思。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申明确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准确而深刻地提示了社会的本质。

对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必然使对历史规律的研究获得较大的进展、突破和共识，即历史规律并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或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绝对计划”，

　　历史规律的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的活动规律；反过来，历史规律参与并制约着人的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使人的活动具有历史的性质，同时，人在其实践活动中能够认识、运用和驾驭历史规律。在我看来，历史规律形成并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这是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统一；人在实践活动中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这是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

　　确认历史规律实现并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共识。可问题在于，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历史规律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主观的历史规律，那么，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如何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或者说，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产生客观的历史规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此，有的学者用恩格斯的“合力论”来解释。可是，恩格斯的“合力论”只是一个形象比喻，只是一种现象描述，并没有揭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产生客观的历史规律的内在机制。思考应进一步深入，并在前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的关系、历史规律与社会要素的关系方面下功夫。其一，个人活动的冲突之所以构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使历史运动呈现出规律性，是因为他人活动制约某人活动，他人活动就是制约某人活动的客观条件；前人活动制约后人活动，前人活动就是制约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他人活动在某人活动之外，前人活动在后人活动之外，因而它们都具有非选择性，即不以某人、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的制约就是生产关系对个人活动的制约，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就是作为人们“以往活动产物”的生产力对后人活动及其关系的制约。其二，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离不开入的活动，并不等于说人的活动就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社会要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并以社会要素为载体，如价值规律产生于人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其载体却不是人而是“物”即商品，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存在价值规律，这不以任何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我们应把活动本身和活动的规律适当区别开来，不能把构成活动的要素直接等同于构成规律的要素。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关系，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极为关注同时又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如何统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运动中，人的目的是作为主观环节插入到客观的因果链条中，从而作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原因发挥作用的，这就构成了历史运动特有的合目的性，同时又形成了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体现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特点，同时又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但是，这里又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人的目的插入列宏观的因果链条并作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原因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规律就应包含人的目的这一要素；如果历史规律包含人的目的这一要素，目的又作为规律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方式，那么，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如何理解?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由此还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历史运动的合目的性是合谁的目的，是合个体的目的，还是合社会的目的?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个体的目的无法驾驭社会发展，但社会可以在全人类意志的合力制约下台目的地发展。可是，个体的意志如何转化为全人类的意志，个体的目的性如何转化为社会的目的性，这需要说明。更重要的是，个人活动所具有目的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无人格的社会的目的性。作为观念的目的并不等于社会实现这一目的的实际运动过程及其结果。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确认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引发出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理解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

　　在历史观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绝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规律可供认识，相反，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抽象不变的历史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结束时，这种具体的历史规律也就不复存在；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规律才得以形成；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是在此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把握这种历史规律。所以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并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的一般规律，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由此可见，历史领域中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的生存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并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课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来说，这一问题连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如何产生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以及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如何统一的问题，是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前沿性的问题。科学地解答这些问题，必将为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究开辟新的天地。（《求是学刊》200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