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想都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一般的-学说，它要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要掉脑袋之事，是你死我活之事!显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其哲学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那种书斋论道似的纯学术关系。理论为革命斗争实践服务，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所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与哲学的理论演绎之间后来却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马恩曾预料，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洲先进工业国家中，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高度社会化之时获得胜利，且是多国同时胜利。但欧洲没有出现这种革命的形势。而“剥夺剥夺者”的呼声，却在诸如沙皇俄国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矛盾激化的国家中日益高涨。于是，在要不要革命以及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同老牌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党、第二国际等发生了大论争。结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列宁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鉴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条件已经成熟，某些国家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关键在于那里的无产阶级要善于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利用资产阶级，团结广大农民，以无产阶级政党钢铁般的组织纪律性来弥补自身的发展不足，适时地毫不犹豫地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这个专政武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改造小生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制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显然，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的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是什么呢?后来中国人把它理解为：造反有理，革命有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带来了希望。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革命。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武器，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件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都好用。虽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俄国还要落后，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少资本主义，劳资间的“阶级矛盾”问题也不是其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但正如李大钊教授所说，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它来驱逐这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呢?毛泽东在谈到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结果，毛泽东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成功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中国传统的农民造反运动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二是更加灵活和巧妙地采取了利用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进入了列宁所指引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阶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肃反后一度以为天下已定，在他的理论里面，曾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即阶级斗争可以不搞了。而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却不这样看。他看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会甘心失败，人还在，心不死；如汪洋大海船的小生产又时时刻刻产生着新的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则似鸦片烟一样难以戒绝。这些敌对势力都会在中共党内寻找代理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其表现仍然是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强化，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人的-觉悟提高了，生产的大发展是不成问题的。毛泽东把他的这些思想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中国实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结果证明不成功，主要是：革命，不断的革命，却“没有能够使生产力获得持久的和理想的大发展，因而也就无法解决长期困扰我们民族和社会的问题——贫穷。领导中国跨入新时期的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其后中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种创造性发展。

  “生产力决定“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

   这是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中人们讨论最多也疑惑最多的问题。马恩对此的论述是明确的，其理论演绎原本也十分顺畅，问题出在后来：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里，并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一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却成功了。那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呢，还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呢?坚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很多成了不要革命的“唯生产力论”者，被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后一种观点，尽管它说自己是生产力决定论前提下的“反作用”论，但毕竟与马恩演绎的唯物史观初始逻辑是有了些不同。那么如何看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呢?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它是怎样的规律?

　　蒋大椿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从实际历史进程中已经看出，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却不会同于自然规律，即这里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规律。因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而实践通常总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在这样的规律面前，人的实践活动也不会只有一种必然的选择，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有着不止一种的选择。”他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事实是，“没有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实践活动，生产力自身并不能决定出新的生产关系。”吴、庞二先生则不同意蒋先生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他们以两点论据来反驳，一是运用逻辑，说蒋文所谓“社会支配力量”即统治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它本身不能“创造”本身；二是证明生产力发展使农产品投入商品市场愈多，则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经济地位愈动摇乃至完全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人身依附关系便没有了任何合法存在的余地。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历史规律亦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

　　笔者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社会历史的规律毕竟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一是前者不像后者男附过程短、可重复、易检验；社会历史过程的完结需要时间，其规律被证明和检验也需要时间。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如科学文化愈来愈发达，人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愈来愈进步等等。而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实在是多种多样，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这里再补充说几句。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意志的，因此，历史活动是人的意志支配的活动，其与自然界的无意识活动不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在人类历史活动中能够反映一部分，如经济活动，却不能以此来“计算”人的思想和意识活动。拿吴、庞二先生反驳蒋先生的那个论据来说，农业与非农人口、劳动生产率之类，当然可以使用数学及其公式，但人身依附关系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表示就难了。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和解放，无疑是人的解放最基本的方面，自然经济与人身依附关系也的确存在着因果联系。但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那种“1—1＝0”的“铁的定律”还是不同的。明显的事实是，一个人既使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和解放的，他也可能由于-的、宗教的、思想的等等原因，而未摆脱对外在力量的人身依附关系。以有思想、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的历史规律切忌绝对化，其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是表现在恩格斯说的历史事变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各个人的意志形成“合力”，造就历史，结果却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譬如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幸福的物质生产活动，却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甚至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这确非人的“意志”所愿。二是表现在历史的总趋势上，社会的进步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解放，其越来越有能力主宰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历史的总趋势是受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的，并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些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不能够代表和顺应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指的是这样的一些意志!)尽管一些同历史发展总趋势相背离的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可以左右历史相当长的时间，历史可以因此而走相当长的弯路，对这种情况我们曾经是估计不足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从经济人手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早巳为各国学术界所接受，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公认的。对此相信没有什么人能够一概加以否定。人们的疑问主要来自唯物史观流行理论中那些僵化的教条。而这种僵化教条的产生，又不能不说与作为学术的唯物史观同-的不解之缘有关系。近现代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求为其服务的学术理论推翻传统的“造反无理”论，树立新的“造反有理”论，从而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天经地义、必该如此的。理论便难辞其责。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历史命运。吴、庞二先生说得很对，前苏联的那套教条式的“历史发展规律”论，诸如“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律”；生产力“三要素”或“两要素”论等等，是20世纪30年代为了以其高度集权的-体制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是-化学术观点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