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过所谓《春秋》的笔法是否出诸孔子的本意，还是出诸后人的附会，当然大有讨论的余地。因非本文范围所及，所以不去论他。
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研究历史，向来注重历史的评论，就是所谓“史论”。就在现在普通学校里所出的历史题目中，还常常发现“汉高祖论”、“唐太宗论”和什么“萧何宋濂优劣论”等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要知道，这种信口开河事后论人的办法，无论他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根本上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风凉话，绝对不合科学态度的。即使退一步说，假定在文学中我们应该有如此一类的作品，那末他亦应该归入别人范围，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占丝毫地位。《四库全书》史部中史评一类的著作，是科举时代的古董，除一部分与史法批评有关的著作以外，其余都应该排斥的。
现在继续讨论历史研究法的对象。历史研究法的对象，当然是历史；所谓历史，就是刚才所说人类过去的活动。不过这句话是很空泛的，究竟人类过去的活动是什么?照现在历史家的意见，人类过去的活动大体有五个方面(aspects)：(一)经济方面，(二)-方面，(三)教育方面，(四)艺术方面，(五)宗教方面。历史所研究的就是人类过去这五个方面的活动。但是我们此地有二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横的方面讲，我们对于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研究他们的文体，应该研究他们的浑沦。所谓浑沦，就是这五个方面所并成的一个整个东西。第二点，就纵的方面讲，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浑沦的变化，而不是研究他在各时代中的静止(static)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研究活的和动的人类史，不是死的和静的人类史。什么是活的和动的人类史?怎样去研究他们?我们下面再讲，此地暂置不论。
在这里我又附带了一个感想，就是我们中国向来研究历史，差不多统是注重在片面的同部分的方面，或者在静的同死的方面，难得可以找出一本研究中国历史的书，能够注意到综合的和变化的一方面。例如：研究文化的状况，他们只知道分门别类的直叙下来。至于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怎样，他们就不去注意了。又如研究官制的沿革，他们只知道将历代的官制平铺起来。至于秦代的官制何以到了汉代就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情形怎样，他们就不去注意了。所以中国从前的历史著作是破碎的，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现在讲一讲历史研究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观察点的不同。科学方法里面的观察点，是在各种实质上求他们相同的地方；而历史的观察点，完全注意于实质上各种不同的地方。概括地说：科学方法，是在各实质上求同；历史方法，是在各实质上求异。第二，就是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科学所研究的，专注意在许多实质中某一种原质，所以非常单纯；而历史所研究的，并不是研究许多事实里面的某一点，乃是将一件事实的各方面，作普遍的各个的研究。还有科学研究的范围，是有一定的，它总是由复杂而简单。至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就没有一定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小时的历史；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人的历史。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处处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的事实绝对不能离开地方和时代。时与地实在是历史事实必要的原素。至于科学就可不受这种限制。科学的真理，一旦发现以后，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应用起来。第三，历史研究法的步骤和自然科学研究法的步骤，也不相同。自然科学方法所用的步骤，是观察和实验；而历史所研究的事迹，都是已经过去的了，没有方法可以观察，可以实验。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历史这种学问，可以说是纯粹主观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大体上可以说完全是客观的学问。
在这里我又有一个感想，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谈历史，动不动就说要在历史里面求因果。这句话我们从上面所讲的看来，可以说是无根之谈。他们以为自然科学都讲因果，历史既然是一种科学，所以历史也应该讲因果。这种比附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中国史学界唯一天才章学诚先生对于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应该怎样辨别，怎样调和的名言。他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史德》篇上说：
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他此地警告研究历史的人要注意“天人”之际。什么叫做“天人”?依我的解释，所谓“天”就是客观；所谓“人”，就是主观。他叫我们要将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两种东西分别清楚。他又说：
史所载者事也。……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生焉。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凭今吊古，当然要从主观方面生出气和情来。所以他说：“气得阳刚而情合明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照这样说起来，岂不是天人——客观主观——之际，在历史研究上永远没有分离的希望了么?章氏却以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这个办法，我以为非常透辟，非常精到。他说：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辩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态，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这就是说：历史家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应该而且不免“气昌而情挚”。不过我们所发的气，要能够“合于理”；我们所生的情，要能够“本于性”。那末“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换句话说：这就是气和情虽是纯属主观的东西；但是假使我们心中所发生的是合于理的气，和本于性的情，那就不至于以私害公，以个人的情感埋没史事的真相了。所以这种气和情，仍可以当做客观的东西看。这真是中外史学界中未曾有过的至理名言。就是现代西洋新史学家恐怕也不能说得这样透辟精到。如果我的解释不错，那么章氏这几句话，实在值得我们的服府，值得我们表彰。我现在再把他的话图示如下：
现在再讲一讲历史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第一点就是两者的目的不同。社会学的目的是在求人类活动的通则；而历史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活动的浑沦。第二点两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会学的方法，是在过去活动中求相同的地方；而历史则在过去人类的活动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亦完全两样：社会学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定律；历史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浑沦。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再重复一句：我们将历史和自然科学或社会学比较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明白，历史里面决没有所谓“因果”这种东西。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类活动中特异的东西，既不是重复的事实，亦不是贯彻各种活动的定律。
照这样说起来，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我说历史还是不失其为一种科学。因为科学是有条理的知识，而历史原来也是有条理的知识；科学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历史的目的，也是要寻求真理。历史求真的态度，完全是科学的态度。所以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完备和饱满，我们仍旧可以把他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
以上所讲，是历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历史研究法与其他科学方法不同的地方。现在继续讨论历史研究法的步骤：
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步骤：第一步是搜集材料。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无论研究哪种科学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质，加以种种解剖的工夫。这一步工作又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和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第三步是综合。将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全部综合起来。这一步工作也可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三个阶段。经过了这三步工作以后所得的结果，便是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讲，搜集材料是起点，著作成书是终点，中间一定要经过许多分析和综合的工夫。现在图示如下：
再就内容讲：史料是起点，事实的真相是终点，中间桥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给者。现在再图示如下：
我们因此应该明白：所谓研究历史并不(是)搜到材料[1]，就立刻要以得到著作；亦并不是看见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实的真相。因为中间必须超过多阶梯，排除许多障碍，方才可以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地一一事实真相的述。历史研究法应该指导我们的，就是这许多阶梯怎样能够超过，这许多障碍怎样能够排除。
二、搜集材料
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种类，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去分别他们；根据形式的，可分为二类：(一)遗物，为古代遗留下的物质的东西；（二）传说，这一类又可分为三种：（甲）笔传，内容的，也可分为二类：(一)原始的，(二)孽生的。普通以为原始的史料，是亲闻亲见的作品，当然比孽生的史料为可靠；因为孳生的史料已经经过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转辗介绍，所以容易失去本来的真相。这是很合理的话。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来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讲，优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帮助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因为这种优美的作品，一定能说明他的材料的来历，使后来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据这种书来做搜罗史料的指导。还有一点，优美的孳生材料，对于考订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这也可以省掉后人不少的光阴。譬如司马光做《资治通鉴》，并不是将所有材料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凑合弄来的。我们看他《考异》一书，就可以知道《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精审，非常谨慎。他能够将他所有的材料，用种种严密的方法，断定他们的真假，并且在《考异》里详细说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现代西洋所谓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态度，原亦不过如此。以假使人们要引用司马光这部书，就很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做过一番切买考证的工夫了。像这种孳生的的材料，其有益于后世学者，并不在原始材料之下。这是应该知道的。
搜集材料，当然要从目录之学人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则，这就是“赅备无遗”四个字。这不但研究历史应该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学也应该如此。不过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当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备，实在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书籍很少有系统的目录，而各书本身更无内容的索引。
在现在中国这种状况之下，所有书籍既然没有索引，对于材料的搜集，当然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不具备一种耐劳耐苦的美德，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做这种工夫。我们倘使要做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我们必须搜集到极其完备的材料，然后着手；否则宁愿搁笔；因为不是这样，就要有挂一漏万的危险。例如我们要做一篇文章，假定关于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种；但我只搜到了九种，还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种，没有找到，就贸然发表出来。可是另外一个人的作品却已搜到了那一种，那么我的作品价值，就因此大大减低，也许因为缺少了这一种材料的缘故，给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对于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赅备无遗为目的。这非具有牺牲的精神，和耐劳耐苦的美德不可。
三、辨明史料的真伪
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了许多材料，可是离开著作当然还是很远；因为隔在材料同著作中间的，还有材料的供给者，就是普通所谓撰人。从起点——搜集材料——到终点——著作——距离既远，而且中间又夹有撰人，作伪和错误的机会当然很多。我们要想走通这一条路，不能不用一点廓清的工夫。在史料里面，有许多书是后人伪造的，亦有因为辗转传抄，所以脱误极多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样去辨别?这一点在历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几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以为历史的材料，就是历史。普通历史的著作里面，常有引用了一个古人的话，就以偏概全的下起笔来。究竟哪件事情的真面同史料上所述的隔开多少，史料所述有无错误的地方，他们都不十分去注意。这种轻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现代归纳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危险。所以从事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无论什么人的话，都要抱怀疑的态度。决不能因为孔子或者司马迁如此说，我们就盲目地相信他们；对于他[2]们的话，都应该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刘知几、崔述以及清代所谓汉学家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好模范。
普通辨别手稿的真伪，比印本来得容易。手稿的辨伪法，第一要注意他的纸张。明代所造的纸和宋代的纸，敦煌石室中发现的纸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纸，其不同都是显而易见的。倘使某书的纸张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伪书。第二要注意他的书法。各代的字体各不相同；现在的书法，不但和宋代、元代和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笔，亦大有区别；普通碑帖家、版本家、骨董家，都能够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他的内容，书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了。所以我们要辨别手稿的真伪，方法比较的简单。
至于要辨别印本的真假就比较困难了。从前的木版书和现在书局所出的铅印书，装订同字体总是大致相同；各书形式上的特点都完全埋灭了。我们要辨别他们的真假，唯一的办法，就是察看他的内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与时代，是不是相合。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风格。清代人要伪造明代的书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觉地参入清代作家的韵味。又如清末以来新造的名词很多，如果以这些新名词真伪造古书，一定要闹成笑话。此外还要看著书人的见解同眼光，是不是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方法不过是最粗浅的一部分，有许多地方，完全要靠着经验。我们要知道辨别古书的真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古书的真伪，到现在还是在争议之中，如《十三经》中的《周礼》、《左传》等书，便是一例。
我们研究古籍，一方面要辨明它的真伪，一方面还要订正它的错误。文字错误，在古书或者现在出版的书籍里，都是不免的。错误可分两种：(一)有意的错误。这大概出于传抄者或校对者的自作聪明。他们对于原稿有不明的地方，往往不去问——也许无法问去——著作人，就凭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凑合上去。这就是颜师古所说的“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意思。这一种错误，往往似是而非，极难辨别，甚至永远无法订正。(二)无意的错误。有的是字体混乱；有的是前后颠倒；有的把两个字并成一个，或者一个字析作两个；这在古书里面都是常见的，在版本恶劣的书中，尤其如此。我们只要翻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就可见一斑。
四、知人论世
史料的供给者——普通所谓揍人，在历史研究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引导我们从起点到终点的媒介。我们有优美的媒介，就不至于被人家引人歧路中去。所以我们对于做媒介的撰人，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问，这就是历史研究法中所谓“知人”。我们要知人，第一应该知道著作人的名氏，而且要断定他是否伪托。第二应该知道这人的性格；这一点又可细分为下列六项：(一)天资如何?是否耳目聪明的人?(二)学识如何?是否是博学多能之士? (三)地位如何?是否站在相宜地方，可以目睹耳闻一切的经过?(四)成见如何?是否有好恶爱憎的偏见?(五)心术如何?是否心口如一?(六)文才如何?是否能词达其意?
我们要知人，就要根据上面所提第二点里面六个问题，细细去读他的著作，而求得满意的答案。中国人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对于供给历史材料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做书的时期和地点，也应该注意到；看撰人著书的工作，是否进行于相当之时和适宜之地。我以为历史材料的供给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理想的条件： (一)耳目聪明；(二)意诚心正；(三)至公无私；(四)学问渊博；(五)识见卓越；(六)长于文才。(一)属生理，(二)、(三)属心术，(四)、(五)、(六)就是吾国所谓良史的“三长”。假使我们自问没有具备这六个条件，我们就不配而且也不应该做著作家或者史料的供给者。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著作家，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们中国从六朝以来笔记文集之类虽然很多，但是内中材料可用的很少。可是现在中国不免有少数学者专从百家杂碎上去做工夫，反将正史置于度外。这真可谓“舍正路而不由了”。我以为我们不去研究中国史，那就罢了；否则非先从正史入手不可。
五、明了史料的意义
有了材料之后，应当明白这些材料的意义。因为有许多书籍——尤其是古书——往往意义晦涩，不易了解。这一步工作可分做“意”和“义”两层来讲。
(甲)字义的注释 文字的意义常随时代而变化。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不一定可用现在的意义，去解释古书籍中的文字。这凡是读过古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又有许多文字的意义随地不同，如杨雄《方言》上所说的不过是一例；便是现在，也还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两个著作家对于同一个字的意义，各抱不同的解释。又如古书里所用的同是一个字，亦往往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在同书各篇中各具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古书的时候应该知道：文字的意义常因时代和地域而不同；又因著书人的运用而不同；在同一书里又因文章的结构不同而不同。这都是训诂学上的问题，其中详细情形，一言难尽，此地不能多说了。
(乙)真意的领会 文字意义明白之后，我们还要领会著作的真意，这就是研究著作者做这部书的时候，有没有变态的心理和欺骗读者的动机。什么叫做变态的心理，我们后面再讲。至于欺骗的动机，大致有六种：
(一)自私自利：对于有利本人，或本团体的事情，加意的夸大；官样文章，宣传作品，都是著例。(二)为势所逼：有种事情，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说，但为情势所逼，所以不得不如此。(三)心有好恶：论人论事，都凭着一己的爱憎。(四)心慕虚荣：本来不是自己做的事，偏说是自己做的；譬如近来张作霖的被炸，当时有好几部分人争先通电自命为凶手，以表自己对于革命的有功，几乎闹出代日本人受过的大笑话，就是一例。(五)取悦流俗：一般人的心理，往往为迎合群众起见，公然说出“昧心之谈”，其例不胜枚举。(六)自炫文彩：这是一般文学家的通病。《文心雕龙·夸饰》篇说得很透辟，此地可以不赘了。
总之，我们要明白历史材料的意义，除字义的训访以外，对于著作者有无欺骗后人的动机和变态的心理，都应当加以探索。史料意义明白以后，我们才可以去决定史料价值的高低。
六、断定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知道供给历史材料的是什么一种人，同时并辨明材料的真假，了解著作的意义，我们就该将这种材料集在一处，作第三步综合的工夫。综合工夫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事实的断定。关于事实的断定，大概以二个很简单的原理做根据：
第一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应以这件事实的可能与否为基础。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前提。在我们断定事实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件事实，就我们经验上所知道的和现代科学上所发明的而论，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他是容有。否则，虽然人言凿凿，我们亦不能相信他。例如，中国的私家笔记里，往往充满了鬼怪狐狸种种荒诞不经的记载，甚至在圣经里亦有“河出图洛出书”这一类奇谈。这种事实断没有存在的可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不过，我们同时亦要明白可能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容有的或曾有的事实。现在我国人在学术上的讨论，往往以为可能的事就是容有的事，或者甚至以为就是曾有的事。这是武断，不是科学的论证。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证实一件事实的曾有，不能用第二个原理来做根据。
第二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至少应有两种以上的记载之暗合。我们所有材料中间，往往有种种不同的或矛盾的报告；所以要断定事实的有无和真假，看来好像很难。但是我们所根据的原理却非常简单；就是可能的事实，我们要证明他的曾有，至少非有两种以上暗的证据不可。因为假使一件事实有两种以上的材料能够不谋而合、不约而同的来证明他的曾有，那么，他的真确自然无可再疑的了。
不过此地亦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在古今中外的人类里面，总不免有一类人，不问他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普通人，不知不觉地怀有一种因错觉或因幻觉的变态的心理，喜欢虚构事实，妄言欺人。智识幼稚的人听了，亦往往转辗相传，以为真有其事。从前笔记中所记的和现在愚人口中所传的神怪，都是由这种心理发生出来。我们对于这种史料，不但有两个以上的证明不能相信；便是有一百个一千个以上的证明，我们亦应该根据上面那个原理根本上去排斥他。中国正史里的《五行志》，以及各种笔记里的鬼怪狐狸，尤其是唐以来的百家杂记，都是很显著的实例。我们在断定事实的时候至少应该抱王充的态度，加以科学的或常识的衡量，不要受欺才好。
现在我们究竟怎样着手去断定事实?我以为第一步要博览群书，搜求必要的材料，并随时加以上面所述的分析工夫。第二步，当读书的时候，应该勤事札记。依照材料的性质分别记下来．以类相从，以备比较同断定之用。读书笔记之后，可以得到下列三个不同的结果：
(甲)所得各种证据不约而同：这种事实当然可信的了。
(乙)所得各种证据，人人言殊：这种事实，就比较的难以断定；有时在若有若无之间，那只好阙疑了。
(丙)我们所得仅有一个孤证：这种事实，我们至多只能说他“容或有之”，不能凭一个人的证明，就断定它确有其事。
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一面喜欢武断，一面又不肯怀疑。这个习惯，恐怕是从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对于孔子的话，同朱子的注，不管他们合理与否，总得认为天经地义，丝毫不敢违反。这种不合科学态度的旧习，我们应该打破他。对于古书中所记的事实，都应该抱“鉴空衡平”的态度去侦察询问，然后再下断语。程颐所说的“读书先要会疑”，真是科学上的格言。我因此常常回想到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部的书籍，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的地位实在有根本动摇的危险。中国向来一班正史的作家，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决不会虚构事实，但是他们不但不肯说明他们断定事实的理由，而且并不愿宣布他们材料的来历。这种深闭固拒的态度，极易使后人误会他们的工作是闭门造车。衡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最多是“一面之词”罢了。所以我们要整理中国史，对于史料还要先做一番“探源”的工夫才行。我们因此更不能不佩服司马光了。他能够将他撰述《资治通鉴》时断定事实的经过，在《考异》中宣布出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比较其他偷窃掩饰的著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七、比次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断定了事实的真确与否就该把他们编成有系统的著作。着手编纂的时候，有两点应该注意：这就是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和编辑时所用方法的问题。现在大略地加以讨论。
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我的意思有六个：
甲．定主题(topic)的界限：这就是确定我们研究题目的范围，使他可以概括我们所要说的话。
乙．定史事的时期：对于我们所经编纂的史实，定下一个发生和结束的时期。
丙．定史事的去取：在已经断定的事实当中，决定哪几件应该取用，哪几件应该割爱。
丁．明陈迹的变化：各件事实集合之后，我们应该细细去考察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每类事实变化的经过，同变化的情形究竟怎样?
戊．定史事的重轻：在许多事实中，应该辨别他们的地位在这个主题里究竟孰轻孰重，以便笔述的时候，没有详略失宜轻重失当的毛病。
己．定烘托材料的多寡：一篇叙事文，要使他有声有色，那非有相当的烘托材料不可。究竟这种材料的分量应该多少，宜加熟虑。
我们对于上述的六个问题加以考虑之后，方可着手编比。所谓编比的方法，就是将上述六个问题使之具体化；换句话说，就是想出实际的办法来。关于这一层，我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五点来讲：
甲．分成段落以类相从：例如关于经济的事实，归入经济一类；关于-的事实，归入-一类。此处如教育、宗教、艺术等等，也各归其类的排比起来。再依时代的先后和事实本身的重轻，一一加以叙述。其余和主题没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一概割爱。
乙．求各段间之连锁：各段落中，各类事实之间当然不能绝对分开，必须使他们相互间发生极密切的关系。要使他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就是要注意而且叙明人类过去活动上五个不同的方面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地方(这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律)，把他们揉成一个整个的浑沦。这样我们才可不致再把所谓通史编成一种类纂式的书本。近来我国有人主张用分类法来编中国文化史，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的缘故。
丙．注意特异的变化：历史上的活动，普通可以分成三个步骤：一、原状；二、改造原状的运动；三、改造运动的结果。我们编辑历史，对于改造的运动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中国人编纂历史，向来只是偏重原状和结果，对于极重要的改造运动，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绝不提起。我们随便找一本历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他们对于秦代的官制怎么样，汉代、唐代的官制又是怎么样，都能够罗列得非常详尽。可是秦代的官制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汉代的官制?汉代的官制又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唐代的官制?这中间经过的情形总是难得有人注意。我们在前面说，中国从前的历史著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将来编辑中国史，应该竭力矫正上述的毛病。对于中国人过去五个方面的活动，处处要注意他们变化——亦称演化——的经过；换句话说，就是要着眼在改革的运动。那末我们研究的结果，才可以称为活的，不是死的历史。
丁．表明事实的轻重：人类五种活动在历史上地位的轻重当然不同，就是在一类里面，各件事实的轻重亦当然各不相同。我们编纂历史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表示出来?我们中国从前的著作家，要表示事实的重要时，往往用许多不合理的形容词来赞美或攻击一个人或一件事。在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就一句话，用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分寸；这种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办法当然绝对不能再用。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文学的手段来应付历史的叙述，在现在科学上是不容许的了。在历史著作里面，要表示事实的轻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实，记得详细一点，使他多占一点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实，记得简单一点；那就够了。这样做法，读者自能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到各件事实的地位究竟怎样。我们正不必虚费时间和脑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工夫。
戊．烘托材料之运用：历史文章要使得他能够“情挚气昌”，烘托的材料当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写一个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实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寻常的琐事去陪衬出来。至于这种烘托的材料究竟应该用多少，那却可由著作家自由去决定。这一点要看著作者的识见如何。具有别识心裁的人应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够恰如其分，不致闹出画蛇添足的笑话。良史的才学识三长里面，所以以识为最是难能可贵，这亦是一个理由。
以上五个方法看来很是简单；但是要运用得宜，还是要靠学力和经验。
八、勒成专门著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后，研究的事业还不算成功。我们还有最后的—步，就是著作。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们着手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亦有六点：
甲．文史要分别清楚：文学同历史完全是两种东西，我们对于他们的界限，应该绝对划清；我们断不可用文学的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根据是固有的事实，文学的根据是作者的神思一一就是所谓想像力。神思是可以凭虚御空的，事实是不能由我们自由去颠倒或虚构的。简单地讲，就是陆士衡所说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实而难巧”两句话。历史的文章处处要受史料——或者不如说事实的真相——的限制，绝对没有自由行动的余地。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学的作品，不是历史的作品。
乙．著作要一线贯串：当我们著作的时候，要能够明定范围，揭示纲领，才能使读者有振衣得领，张网挚纲的乐趣。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靠我们的卓识和真实的工夫。历史著作上所谓一线贯串，和文学作品上所谓一气呵成，原是一样。不过我们要知道历史著作上的所谓一贯，是以校勘训诂等等的考订工夫做基础的。
丙．著作者要有反省工夫：我们要希望自己的著作有一贯的精神，应该多用一番反省的工夫。这就是著作完成之后，切不可急求名利，仓猝出版，以致闹成笑话。当我们的著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阅读，细察内容有无失检或谬误的地方，以便随时加以修正。如能请相知的和相当的学者代我们自己再去校阅一番，那就更好。中国向来有名的著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们的作品，不必问人家懂不懂，先要问自己懂不懂；不要让人家来批评，先要自己去批评。我们要知道，研究学问最高尚的目的，在于利人。假使退一步说，我们所抱的目的在于营利，那么我们亦应该以相当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价。倘使以恶劣的商品去骗他人的金钱，这在商业道德上已是说不过去，何况关系学术的事业?
丁．叙事要恰如其分：叙述史事的时候，下笔要特别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须表里相符。史文应该绝对反照事实的真相；丝毫不得增减。可疑的应直言其可疑，可信的应直言其可信。是非虚实，秉笔直书，才算是正当的办法。学术上最可贵的美德，就是忠实这两个字。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是这个意思。
戊．要尽量利用成文：历史著作中引用成文愈多愈妙。历史家和文学家不同，对于成文决不可过用割裂剪裁的工夫。历史的文章，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应该自己造作。对于有一定程度的史料和足以表示历史人物个性的成语，尤其不可凭文学上“言不雅驯”的理由，任意的去改头换面。因为这样，才能保存史事的真相。
己．著作中要附有注脚。注脚这种东西，在现代各种科学的著作上，都占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脚的好处，简单说来，大致有四：
(一)表明材料的来历：现在无论研究什么一种科学，非得广搜材料做根据不行；所以凡是一种作品，非得旁征博引不可。有了注脚，就可以表明这种作品的根据何在；这些根据是否强固[3]。
(二)保存可用的书目：在作品里面，附有注脚，那么别人要想对于同一主题加以更详细的研究时，他就可以将我们作品里所附的书目，当做一部分的指导。而且假使我们所引用的书籍，因为年久失传的时候，后代人亦可以在我们的作品里，窥见一二。中国有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往往因为他人书中引用的缘故，得以重见天日，就是很显著的实例。
(三)革除剽窃的恶习：剽窃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如果著作中有了注脚，我们不但可以避击这种嫌疑，而且可以自然而然地革除这种陋习。
(四)表示作者的人格：著作中间，如果有注脚，那么著作者见闻的广狭、功力的深浅和心术的诚伪，都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不但合于现代学术公开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学术的进步。剽窃成书原是掩耳盗铃的举动，识者不为。
至于注脚，大概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注明所引书籍的章节。如单是罗列书名不注明章节，那不但不便于读者的复核，而且不免有未曾读过盗名欺世的嫌疑。(二)详录成文。倘使很重要的成文，在本文中容纳不下，应详附注中，以便读者观览。(三)考订事实异同。这种注脚，比较最难，但是亦最重要。他差不多将著作家研究工作的全部经过，都表示出来。著作家于此不但以真理给人，而且以求真的方法给人；这是学术上一种理想的境状，我们应该努力去达到他。《资治通鉴考异》和《三国志注》就是属于这一种。
九、整理中国史的一个愚见
历史研究法里的三大步骤，现在已经约略讲完了。最后我还要附带地申述一点感想。我常常觉得现在中国研究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他们以为要想整理中国史，总要从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原来在从前已经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慨，何况“二十四史”?这种愚公移山的见解，和从前哲学家研究自然，定要从宇宙全部入手一样的大而无当，我们应该怎样去纠正他?
整理中国史，在事实上既然因为规模太大，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个分工的办法：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现在的西洋史学界，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大胆的人敢负起研究英国史或美国史全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他们现在所以能够有各国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纲，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因为已经有许多专篇著作可备参考，可备取用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如果大家都抱着一手包办的野心，那么这部中国通史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的意见，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应该分工来干，各人尽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历史上的小问题；把研究所得的作成专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万字也好，总得以彻底解决，不劳后人再起炉灶为主。将来中国史上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研究解决了，那么想编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编成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国史。如果史学界的同志都能够这样做去，我们中国史的整理和通史的编纂才有办法。
我们此地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整理中国史，当然不能没有相当的史料。中国史料中最可贵的一种，就是“二十四史”。现在，好像有人以为有了通史，就可以不要二十四史，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主张。我的意思，我们—方面固然应该努力于通史的编辑，以便普通人的阅读；一方面亦应该拥护我们可贵的史料。因为没有史料，通史是没有办法的。总括的一句话：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这是科学家进行工作的步骤，亦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工作的步骤。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铸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
[附注]此系十七年八月七日著者承王云五先生邀请，在上海尚公学校向暑期图书馆讲习所同学所讲的原稿，并承“张才快字速记团”团员纪录成文，兹谨声明志谢。
[说明]本文原载《民锋》杂志第10卷第1号，发表于1929年1月1日。
作者简介 何炳松(1890一1946)，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浙江省金华人。字柏丞，14岁时中秀才，入金华府中学堂。1912年半业于浙江高等学堂，获公费赴美留学资格，考取咸斯康辛大学，学习史学和-学。1915年毕业，同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研读国际-和世界现代史。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史学系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史地部主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1924年赴上海任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国文部主任、编译所所长、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兼副馆长。其间还兼任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35午后，先后任暨南大学校长和英士大学校长。其史学成就以介绍和研究美国鲁宾逊的“新史学派”而著称。1924年，何氏译鲁宾逊代表作《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史学界所泽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第一部著作，其后“新史学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如《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西洋文化史》、《史学史》、《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欧洲近代-思想史》等相继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著作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在中国史坛产生了广泛影响。何氏在译介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如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有《章学诚史学管窥》等多篇论文，还对中外文学思想进行比较，力图在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上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化西传考》、《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