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创刊的《学人》杂志，一开始就以讨论"学术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翻开《学人》就会发现，那里讨论的常常并非总体的学术或某一具体学科之研究发展演化的历史，亦即不必是"学术的历史"，而是试图区别于"以-为中心的历史"却又与-若即若离的"学术史"，也许可以称作特定时空语境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史"。这样一种"学术史"的定义虽事出有因，却显然持续到上海"重写学术史"会议之时。

　　当"学术史"不过作为一种广义的泛称以区别于"不够学术的历史"和"以-为中心的历史"之时，真正"学术的历史"领域的研究也就受到不容忽视的较大影响。当然，学术史能够被赋予一些"功夫在诗外"的含义，与作为一种专门史的中国"学术史"本身的外延和内涵都还不甚确定有直接的关联，它与另一种界定也不甚明确的专门史"思想史"就长期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

　　在《学人》第一辑上，葛兆光发表了一篇《学术史与思想史》，主张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不同的分野，认为既存思想史影响了学术史的发展，似有些为学术史张目的意思。然而上述"重写学术史"讨论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将葛兆光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作为"重写学术史"的一个典范来讨论。至少从书名看，思想史无意中已"代替"了学术史。不过，葛先生其实反对那种"硬要分出价值高下、宣告自己立场，以便各自建立营垒"的做法，他一直在思考"思想史应当如何与学术史沟通"。根据他为学术史所下的定义即"研究知识在历史中的变化与增长"，其《思想史》的正标题"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提示着他所撰写的便是一本"与学术史沟通"了的"思想史"。

　　其实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或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渊源较早，清季民初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表述为"天演"的西方进化论，而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则非梁启超莫属。把"思想"和"学术"混为一谈，大致也以梁氏为始作俑者。梁启超1902年那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即广为传播，后来更有持续的影响。他较晚写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题目改变，其实仍继承了清季那种融思想学术于一炉的取向。

　　而思想史"代替"学术史的现象也早就存在，由于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本不主张或至少不强调"思想"与"学术"之分，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的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显然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且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20世纪一个隐而不显但持续存在的问题是，清代以及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迄今尚乏基本的梳理；即使按昔人的观念将"思想"包括在学术史之中，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认真探讨其演化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多见(当然，要按后人的观念写出一本清代或更早时代的"学术史"，恐怕也难得当事人的认可)。

　　部分因为晚清道咸以后的学风转变，既存清代"学术史"的代表作梁、钱两著，皆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两书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梁稍偏汉学而钱更近宋学)，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因章太炎等恰好身与革命而使章门弟子在辛亥革命后的北京大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且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也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无人写出长篇著作。

　　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可视为代表作。然侯先生1949年后类似著作之题目已渐无"学说"二字，多直接称为"思想史"；他关于"近代"这一时段的新著虽多在前引书的基础上改写，也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的影响，详后)。其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换言之，正因对清代学术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才能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权威参考书。今日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分别中去，但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集在一起，也可考虑辑入邓实等"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关于清学的论述，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参考书，则后人或可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从清季开始的另一倾向在今日看来也是所谓"跨学科"的，即王国维当年即主张在京师大学堂的文科大学中应"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这确实有些类似王本人的治学之路，同时也揭示了当时趋新学者对西来的"哲学"和"文学"之青睐和期望。类似思想在那个年代大约比较流行，胡适稍后在美国弃农学而转入哲学，正欲"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后来胡适等提倡的"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他自己旋又出版影响甚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结果是"哲学"和"文学"在新文化运动时都相对风行。

　　不过任何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积累，"哲学"虽为时人新宠，毕竟学术积累不足，所以傅斯年从在大学读书时起就特意要辨明中国古无"哲学"，有明显的针对性，多半是直指其尊敬的老师胡适。傅斯年虽然未必知道胡适欲"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的早年志愿，但其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曾上书校长蔡元培，认为"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那些以为"哲学、文学联络最为密切，哲学、科学若少关系者，中国人之谬见然也"。这样，民初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一辈有意无意中已直指清季相对流行的观念。若依傅斯年的看法，王国维和胡适多少都属于带有"谬见"的"中国人"。

　　傅斯年后来长期持续其"废哲学"的努力，早期多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关联，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而非往古初民的不成系统的思想，那时还略带有中国学术发展不如西方的意思。到其留学欧洲后则强调哲学是依附于语言特质的附产品，而汉语实非哲学语言，故中国上古只有"方术"，到汉代始可言"思想"，却从来没有西方意义的哲学。"中国哲学"这一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也是"为求认识世事之真"不能不排斥的"日本贱货"。这个意思他曾明确对胡适说过，并以为应该"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

　　胡适不久便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渐多强调自己研究的不是"哲学史"而是"思想史"。他晚年自述说,"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这是有实据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写的"中古哲学史"到北伐后即正式更名为"中古思想史"。他晚年明确表态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思想史'这个名词，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胡适也公开承认这是受了傅斯年的影响，指出正是傅斯年"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

　　这里所述只是利用史学的"后见之明"重建出的思想发展进程，实则胡、傅师徒欲"非哲学"或"取消哲学"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思想史研究大致仍在"哲学"笼罩之下，较长时间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多出哲学系；当葛兆光试图以"重写学术史"的愿望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时，他所希望与之不同的既存研究竟然更多是"哲学史"著作。不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思想史研究则明显可见哲学色彩的淡出，而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转趋密切，这也是葛兆光在约十年前特别提出两者关系问题的一个近因。

　　本来中国学问就不重分类，尤其不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梁启超晚年虽然自认若"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但也坦承"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且三十岁以前常做文学的东西。其实他治学范围甚宽广，基本不受西式学术分科的影响。今日新学术的起源那一代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大多类此，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人学术分科的影响，比如其所办《国粹学报》中即分学篇、政篇等，但同一作者几乎在所有的类别中撰文，似乎提示着他们认为学术本身可以分科，然治学却不必分科而治，或许体现出一种学术形式过渡的状态。

　　柳诒徵在1923年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时，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其心目中据"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他认为不"正确"的旧名词更具封闭性，"讲汉学即不可讲宋学，讲宋学即不可讲汉学"；而大学中依"正确"的新式学术分科治学者则多"各治数种科学，有治文字学者、有治历史学者、有治伦理学者、有治心理学者，或以一兼他，或互为主辅"。

　　这与一般认知的西学主分科而中学重兼治的取向恰相反，其实柳氏所在的东南大学的学术取向相对偏旧，他所看到的学者"各治数种科学"者恐怕皆是先治名词不"正确"的汉学或宋学，待按西学分类计算才突然变成了"数种科学"。换言之，旧取向经新方式正名之后转变成新的象征，且反过来被用以驳斥旧方式，正是学术过渡时代新旧"错位"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治学相当趋新因而最受日本东洋学家看重的陈垣便根本不承认思想史等可以算作"专门学问"，他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陈氏告诉向其请教的蔡尚思，"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这是对一般人都不说的老实话，可知陈初视蔡为可造之才，特予点拨。但蔡却不以为然，且有以驳之，以为陈垣主张的是"无博之精"，而他要"先博后精"。该信语气或不十分尊敬，陈氏下一封信即云，"士各有志，不能强同"。对蔡"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词，愿足下勉之而已"。

　　不几年后，蔡尚思果然撰写出《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的专著，被葛兆光认为是"讨论思想史编纂体例和对象"那数量不多的论著中"最要紧的"之一。后来思想史基本成为蔡尚思的主攻方向，或者已经属于他所谓"先博后精"一类；但在陈垣眼里，既然思想史不成一专门学问，恐怕最多也只是"无精之博"而已。这里无意评判陈、蔡二氏的高下，他们观念的对立反映出的是相当不同的治学取向。不幸的是，早年关于思想史的歧异到20世纪末年仍未解决，葛兆光在撰写中国思想通史时仍不得不一面釐清思想史本身的"编纂体例和对象"，一面梳理其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异同。

　　其实学科分类、特别是各专门史的学术分类更多不过是为研究的方便，昔人以及今人都不曾也不会在做事时先想到这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举动"等等，则所谓思想史与社会史和-史等的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遑论本来就有内在联系且在20世纪的整个进程中一直相互关联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了。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实不足取；倒不如解开束缚、打破藩篱、拓宽视野，眼光的转变必然使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现象凸显出历史意义。

　　王国维和胡适在清季的愿望即是以外国哲学、文学之眼光来研究本国之学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似乎最能体现这一"跨学科"取向，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受苏联学术影响，思想史研究大致仍在"哲学"笼罩之下，较长时间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多出哲学系，但是20世纪最后十年的思想史研究则明显可见哲学色彩的淡出，而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转趋密切。这种近年哲学色彩淡出后与学术史关联紧密的趋势又呈现出向梁启超当年思路回归的倾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长程，思想史研究在基本取向方面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年的起跑线了。本来近代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的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影响，如今，被认为是"现代"象征的跨学科趋势又隐隐约约表现出与不强调分治学的中国传统取向合流的意思，宁不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