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也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盟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世    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据他们的意见，孔子作《春秋》是利用“褒贬”使“乱臣贼子惧”的，作史不过是一种手段，矫正颓风方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换言之，孔子是藉着历史来发表他的伦理主张，历史不过是伦理学的材料和实例而已。

    这种观念把中国史学家的思想支配了两千多年。个个史学家觉得自己负讽世之责，操褒贬之权。韩愈要作唐朝的历史，他说他的目的是在“贬奸臣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后来欧阳修的《五代史》，紫阳的《纲目》，尤其追迹洙泗，一步一趋，惟恐稍失，以直到了清初人修《明史》，还自夸“或褒或贬，务负当时之心迹”呢!不但中国史家是这样，老派的西洋史学家也抱同样的主张。普录达的《英雄传》(P1utarch’s Lives)无异于一本伦理科书，后来步他的后尘的，更不知多少。

    现在我们看看，历史真能有伦理上的功用吗?

    第一，事实告诉我们，要拿历史来使乱臣贼子惧，这无异于对贼讲孝经，直是做梦。见了一个字的褒贬就生畏惧，这样的好人也不会做乱臣贼子了。孔子的《春秋》出来之后，乱世贼子当真“惧”了吗?

    他们岂但没有惧，后来闹的更凶，结果把周天子都推翻了！假设我们现在还拿这种眼光去研究历史，岂止做梦，直是发疯。现在的军阀官僚，报纸标语终日连篇累牍地訾骂，还是无效，那猜迷式的褒贬，对他们怎会发生效力?

    第二，拿伦理的目的来作历史，往往因为太重褒贬的缘故，不免牺牲了事实。原来历史这个名辞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指着过去的事实之本身，譬如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有四十余年革命的历史”是也。第二个意思是写出的历史，如《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之类是也。历史家的责任，是在使写出的历史和事实的本身相符，犹如照像机摄取景物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将过去的事实，忠实的记载出来，丝毫不能参加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如志在褒贬，这种理想便不易达到。即以《春秋》为例，楚已称王了，却说他是子；践土之盟明是重耳招周天子，但是因为“尊周”的缘故却书曰：

              天王狩于河阳。

若是没有三传，当时的实在情形，让我们去哪里猜去?所以刘知几说：

观夫子之定礼也(原注：定礼即修《春秋》)，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史通·疑古》)

所以拿这种精神作成的史，即使认真能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也不能算做史，因为它对于事实不忠实。

    第三，平常的人，多半是庸庸碌碌，既不足褒，也不足贬。假使拿修《春秋》的精神作史，只有非常之士才能惹动他们的注意，列入历史的便只是些反常的人物——最好的和最坏的。这样的历史便充满了嘉言懿行和阴谋残虐杀戮战争……等等Abnormal^③的人物事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绝对没地位。试问这种历史与我们这上不足以为圣贤，下也不能为乱贼的平常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它有什么用处?历史是全人类造成的，决不是为首一二人的事业。领袖的事业不过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我们如果仅注意几个为首的人物而忘大众，这不过仅看见事实的表面而不知它的根本原因。这种历史让我们看来不能算作历史。

    旧式史家还主张历史可以激起国民的爱国心。我们一读历史，看到祖宗缔造之艰难，守成之不易，往往想到我们责任的重大，爱国之心不觉油然而生，这也是人之恒情。不过此种心理，往往被人滥用了去实现他们那偏私的目的。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的少，因为从前中国以山川之阻，不易和别的文化往来。在中国域内，我们的文化的确高出其他民族之上，历史上即使有卑视夷狄的话，那是当然的事情，并非妄自尊大。到了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历史便掺进了煽动的成分，如南诋北为索虏，北诋南为岛夷之类是也。西洋是列国分据的，所以他们的史家自古就有这种国家的偏见。何路都他(Herodotus，西洋史学的鼻祖)因为自己生在德林的小亚细亚殖民地(Douansteelement，和斯巴达同族)，所以在他的书里，各处都是丑诋伊奥恩诸国(以雅典为首)的话。他甚至说：

    “伊奥恩是人类最卑污的，最开倒车的……但他们对于奴隶却是最忠心的”(The Histroy of Herodotus BK．Iv．Chap．CxLII)。^④这话在现在看来，谁都知道他是抹杀事实，凭口瞎说。因为希腊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差不多全是伊奥恩人的贡献，但何路都他因为伊奥恩人常与斯巴达对敌争霸的缘故，却不惜发这种谬论！后来罗马的大史家李维(Livy)写了一部《罗马史》，他的目的却在证明罗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种风气传到了民族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更是登峰造极，尤以德、法两国的史家为甚。在德国这方面的圣手是Dahlmann、Hausscr、Droysen、Sybel、Treitschke^⑤，在法国是Michelet、Taine^⑥这般人。他们都用历史来证明本国的民族如何优秀，本国过去的历史如何光荣，敌国人如何贪残顽愚，本国人如何应当群起一致对外。他们都是工文章，笔下情感奔驰，真能令人读之无不发起眉竖，拔剑起舞：结果闹得两国一次一次地大屠杀，最后引起了人类空前的大战：

    这种东西，如果称他为史，那真糟蹋了历史这个名词。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试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历史可以激发人的感情，但这须是过去事实的自然的流露，不能^⑦为激发人的感情起见才去编历史。上边所说的那种书，我们称它为传单也好，诗歌也好，小说也好，但不配称作历史。

    也有人主张历史的用处是可以使我们学习文章。这种观念中外皆有，因为从前文史不分，大史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在中国，如左邱明、司马迁、班固……在西洋，如Herodotud，、Vo1taire、Macaulay^⑧都是以大史学家而兼大文学家，无论研究历史，或研究文学，都不能忽略了他们的著作。不过我们尽可以读史学名著来学习文章，却不能说历史的用处止于是让人去学文章。好文章不能算史学本身的价值，史学与文章的关系不过站在“有则更好，没有也可”的地位。一个史家如果他考核精确，不能因为他文笔不好，便失去他的地位；反之，一部历史^⑨往往因为文学嗅味太浓厚，它可信的程度却令人怀疑。因为他为描写生动的缘故，不免虚添枝叶，言之过甚。所以从史籍里学文学乃是偶然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历史本身的价值。

    在旧式史家看来，此外历史还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历史的教训”。他们以为我们利用历史的教训去治理国家，换言之，历史就是-学教科书。这种观念中外皆有。最明显的是宋仁宗将司马光所编的历史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治理国家必取镜于是。西洋也这样，史尼布(Seignobos法国近代史学家)说：

       中等教育添授历史这一科，不过是新近的事。从前历史只教给王子和大人物们，如何依照古来的惯例去统治国家。在那时候，历史是未来的统治者们的神圣学问；被统治者是没有分儿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p.325)^⑩

     古代需要历史的既是这般统治阶级，所以旧式历史书一部一部几乎全是为这般人写的。于是战争的描写，政客的阴谋，君主的荒-，充满了历史的篇幅，而百姓日用之常，在他们的书中，却毫无地位！前人说：“《左传》是一部相砍书”。其实岂但《左传》，二十四史哪一部不是相砍书呢?不但中国，西洋史学鼻祖Heiodotus、Thucydides^⑾的成绩，不过描写在希腊那弹丸之地两个小小的战争!因为他们的鼓吹，于是-放火的秦皇、汉武、关羽、岳飞、亚利山大、拿破仑等人的声誉，不但振铄寰宇，尽人皆知，并且受尽了人的羡慕和赞仰；而那些真正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如瓦特，真正为人类谋了幸福的如张仲景、巴斯德等人，却很少有人注意。即偶尔提到，也不过目之为方技而已。

    -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组织，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但影响人类前途的除-组织之外，尚有经济、思想，自然环境……等等要素，都不可轻轻撇过。并且除非把这些要素研究清楚，我们对于-变迁的根本原因，也决不能了解。所以旧式的历史，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不配称做历史，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完全的历史，因为他们只看见了事实的表面。

    我们再看看，历史真能教给我们统治方法么?现在多数学者的意见，以为从历＜史＞^⑿中求统治术，无异缘木求鱼。但“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但从历史中求教训，结果非上当不可。为什么?

第一，人事的变迁，好像滚滚大江，昼夜不停地流，逝而不返，决没有重演的时候，所谓History nevey repeats。^⒀各时各地，皆有不同的要素在那里发酵。时地一变，形势全非。自表面看来，无论怎样相同，其实内容已大异了。我们要用彼时的手段来对付现在的问题，结果只有失败。你看，袁世凯的地位，表面看来，何尝不和法国拿破仑第三相同?但是拿破仑第三谋作皇帝便成了功，后来袁世凯学他，弄得身败名裂，为天下笑。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同。自然现象，因为科学发达的结果，我们对它多半都能解释，并且有许多我们甚至可以拿数学的方式来计算它的因果关系。社会现象便不似这样简单。组成社会的分子是一个一个的人，不象自然现象那样容易试验，那样划一。社会现象，我们相信也是受着因果律的支配，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状况之下，也或许会生同样的结果；但是它的原因究是什么?这些原因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要说我们不能拿数学的方式表示出来，并且恐怕没有两个人抱同样的主张。我们的史学已经落伍，不必讲了。即近代史学发达的西洋，在这方面还是很幼稚。譬如罗马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直到现在离着解决还很远。

历史上的事情既是这样复杂，所以从哪方面解释都可以，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根据，找到藉口。反对宗教的人，可以从历史找出许多例子，证明宗教作了多少罪恶，如何阻止文明的进步；赞成宗教的人，也可以同样从历史上找出许多例子，证明宗教对文明进步有多大功绩。反对旧教人可以根据史料作一部Magdeburg Century^⒁(欧洲宗教史巨著)，历数天主教的罪孽。同时教皇也可以请^⒂当时最有学问的Baronius^⒃作一部宗教史，证明天主教是蒸蒸日上；骂曹操的人说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护他的人，却说他有“伊霍之功”。怕打仗的老百姓，终日拿印度、波兰的亡国史做根据，说“内争不已，国必灭亡”。军阀也可以说：“多难兴邦，殷尤启圣；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重耳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两方面岂不是都有理由，都有历史的根据?假使历史能教训我们，那么到底谁引用的教训正确?所以，我以为历史即教训我们的话，也须过几百年之后，等到史学发达的能将过去完全了解了，有精密的分析了，拿他以和当时状况作比较的研究，看看古时和此时何处相同，何处不同，这种分析工作作到数学般的准确之后，历史的教训，或者为解决当时问题的一种帮助。在现在科学化的史学这样幼稚的时候，便要完全靠着历史的教训去解决-问题，结果聪明点的可以利用历史的教训来骗人，傻子认真要从历史中找教训，不但害了自己，还要连累了别人。

前人所认为历史的用处——(一)惩恶劝善，(二)激发爱国心，(三)学习文章，(四)求历史的教训———我们已知道都是靠不住的了。那么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偏重实际的人，便走极端，主张历史毫无用处，历史家不过是虚费光阴，在故纸堆里翻火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有什么关系！?

劝人研究历史的也只得承认：

照普通传统的观念来讲，历史是绝对没有什么用处的(Pollard:《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P266)。^⒄历史既是没有什么用处，他何以又劝人读历史呢?他的回答却神秘：

但唯其是因为历史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主张：所有世界上的大学，都应该把它列为重要科目。

德国社会学家Muller—Lyer^⒅劝人必要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他的理由也是：

    我们有几件事情应该先知道的。从前某个阶级怎么一回事?我们所生存的状态怎么过来以及怎样成立的?……此无穷之世何自起，抵于何时而终?这都是人类到了一定的知识程度以后所认为重要的问题，大家要知道的。假使人没有科学，就如禽兽一样，只剩有饮食男女与劳苦罢了。(《社会进化史》陶译本，第9页)。

这些话未尝不是，但还不足以折服实际家的心，因为他们并非问历史应该不应该研究，他们要问的是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如果你指不出历史确实的用处，你无论说历史如何应该，对他们的问题依旧是没有回答。

不过，我们也要问问实际家，他们所谓用处，究竟是怎样讲法。假设他们指着目前直接的用处讲，如面包可以止饥，笔可以用来写字，那样历史实在没有多大用处。一个历史家去开汽车，不见得比汽车夫开的好；没有读过历史的人去经营实业，也不见得不如研究历史的人。照这样讲，岂但历史没有用处，所有的纯粹科学可以说全是没有价值。

但是，世间所谓用处，岂止有这一种?我们能说使人了解现在，不算一种用处吗?讲实际的人想要成功，非先把现代大势弄清楚了不可。然欲了解现在，必须先研究过去的历史。为什么?

第一，现在是过去产生的。主张讲实际说历史没有用处的，多半是研究-经济的。喜欢谈-的，必多蒿目时艰，计画救危之道。如果我们问他：“日本论人口面积，都远不如中国，她的文化，原来还是取自我们的。但现在她居然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而中国却积弱到这般地步。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对这问题真有相当的了解，恐怕不能仅说说现在日本如何强盛，中国如何衰弱的现状就完了。这样等于没有答复，因为我们对于这现状的根本原因依然不能了解。他一定要提到日本自明治以来如何维新，而中国当时得势者如何没有远见，反对改革，以致弄得江河日下，不可救药……等原因。你看，他不是在讲历史吗?主张历史没有用的，为什么研究现在的问题却拿历史来解释?假设我们再深推一步，问他：“为什么日本维新较易，而在中国一倡革新运动，便引起偌大阻力?”他必也更往前追^⒆溯一步来解释，如：中国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自己制造的东西自然加倍爱惜，不忍轻易放弃；日本自己原来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的文化是抄袭中国的，是自外边输入的，现在他们看见中国的文化不适用了，便又抄西洋文化。两种文化全不是他们的，当然没有主观的偏见，可以用客观的眼光来去取。因此阻力便比较的少。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好像自己的子女，子女无论如何没出息，自己总不易看出。即使看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忍把自己的子女赶出，另要一个别人的孩子。日人对于他们的文化却有如妻子，妻子的毛病容易看出，不好时便可和她离异，比较没有什么留恋……等等原因。或者他是一个研究经济的，当他研究现在银价跌落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看看现在金价的行市如何便算完了。这样，对这问题照旧不能明白。他必要翻币制史、经济史，看看金银的出产额成何比例，如何各国多半逐渐改为金本位了，于是世界对于银子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地少，如何自战后各国都努力收买现金以使金融巩固，于是对金子的需要日增，因此金银价值的比例相差愈远了……然后对这问题，才能有相当的了解。

他们都是讲实际的，主张历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他们一论到现在的问题，却必向历史中寻求，然后才能了解。在经济学、-学研究法中，都有所谓历史法，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把时间分成现在过去未来，不过是为计算便利起见，其实是很勉强的事。时间是连续不断的，哪能清清楚楚地分开。而人事乃是心理之延绵，尤其不能把他的线索切断。如果说现在和过去没有关系，那么所谓过去所谓现在，究以什么作界线?如以已经过去的时间算过去，我写上边一句的时间已经过去，能说上边那一句和下边这一句没有关系吗?或说我们所渭过去是广义的过去，指着近十年来说，居今日还研究十年前的历史，真是毫无用处了。但试问前十年和前十一年没有关系吗?前十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前十年的一月一日，不过一夜之隔，为何一个与现在没有关系，一个与现在便有关系?所以实际家的话是经不得分析的，他们以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没有关系，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社会的进化本是一串因果关系，现在的一切情形都是从前累积种种原因的结果。而现在的这种结果，又是将来的原因。所以，现在、过去、将来是—个连续不断的个体，好像长江大河终日奔驰，决不能用人力把它分开。几年前，一位英国史学家出了一本书，内容是叙述西洋文明发展的历史，从邃古一直讲到十七世纪，现在听说已经有人译出来了，叫什么《泰西文明进步史》。这书的原名却很奇怪，既不叫西洋文明发达史，也不名欧洲文明进步史，却叫做

《活着的过去》(The Living Past)。

既是过去了，为什么还说它是活着?这就是为马文(Marwin)看清楚了：过去从时间上讲固然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人物或者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们势力，依然存在，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脱开他们的支配。慈禧和那般守旧党已经死了，然而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昏聩，并没有同他们俱死。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增加了无法偿清的担负，因为他们的缘故，中国闹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已经死了，清朝也随着他们去了，但是他的罪孽到现在还活着。孔子死了两千五六百年了，但前几年新文化运动方起之时，许多人主张废孔，这是因为什么?现在四海成为一家，外国过去人的势力，也跑到中国来居住了。假设我出一个题目：“试论瓦特与我们贫困之关系”，大家一定要笑道：“瓦特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即使发明了汽机，和我们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我们稍加思索，不有瓦特的汽机，引不起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他就没有战胜我们的工具，没有缔结不平等条约之可能。如此则经济侵略决不能出现，那样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榨取，决不致到这般地步。如此说来，瓦特与我们贫困不是大有关系吗?这不过提几年最近的例子。如果再深究一步，孔子、瓦特、慈禧又是受着谁的影响；影响孔子、瓦特、慈禧的又是受谁的影响?……这样一直推下去，便可看出邃古人的势力，到现在还是活着呢。所以一个专家告诉我们：“旧石器时的人的活动，帮助造成了现在的欧洲，他们的势力到现在还依然存在。”(Cambridge ancient Hstory^⒇)。所以古人虽然死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影响，依然有势力；一个国家或者灭亡了，她的文化可以传到别的国家。“只有傻子才瞧不起这活着的过去，以为他与现在没有关系”。(Scott：《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P．206)^（21）。我们除非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对现在哪能了解?

第二，这种“活着的过去”的大势力，只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却非人力所能抵御，正如“抽刀断流水，刀出水复流”，结果是毫无用处。大家都骂俄国共党烧了无数重要档案，许多宝贵的史料或者消灭了。但俄国人的传统习惯，俄国人历史造成的性格，恐怕一点也没有与之俱去。法国大革命一次把帝制时代旧制度完全推翻了，但几年之后，旧帝室又回来了，旧制又恢复了。如此闹了七八十年，到了拿破仑第三见虏之后，旧制度才逐渐推翻。这就是因为社会进化的潮流，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我们除非先把这种潮流、这种趋势弄清楚，没有法子解决现在的问题。如何才能把潮流认清楚了?要认清这潮流，我们须先研究这潮流是怎样来的，它的演变是否有一定的轨道?譬如我们平常认识一个人，必要问问他的家世，他以前的历史，然后对他始能有相当的了解。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国，一种文化，也莫不如此。斯葛德说的好：

    在不知道历史的人看来，生命不过是一个平面的，他既不知过去，也不能推测现在的事情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其是好像窗上嗡嗡的群绳，只知道和别蝇子在一起瞎飞，对于国家、种族的由来，造成他的生命的各种势力，都是毫无观念。(《Hisrot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P．8)^（22）

这种人只能本着他的本能盲目动作，对于他的环境哪里会明白?

第三，历史不过是人类记忆的扩大罢了。这一点是罗滨逊第一个提出的，也以他的阐发为最好。我们且看看他是怎样解释：

    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某时状况，我们几乎全靠着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试举一个最近便的例：读这本书的人，要知道他自己现在为什么要读这一页的书，他就不能不将他自己的历史研究一下。假使他睡得很熟，忽然惊醒，他的记忆力或者骤然丧失，他许看看房里四周围的情形，他一定不晓得他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各种用惯的器具都在他的目前，也不能使他明白他自己，除非他的记忆力来帮助他，使他想起过去的一部分。当记忆力暂时停顿的时候——如昏倒初醒时，或者麻药退下之后——有时如此的难受，所以几乎成为一种知识的痛苦。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记忆力自然而然的从我们许多记忆里面，将那种过去的经验同思想选择出来，帮助我们来明瞭自己的现在。这种记忆力的作用如此容易，而且如此有效，所以我们不觉它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同我们依赖它的地方。记忆这东西如此的迅速而且如此的正确，以我们的过去来供给我们的需要，将现在弄得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误以为“现在”这样东西，是可以不解而自明的，“过去”这样东西，除非我们故意要去记他，是死的，没有关系的。(Robinson《New History》^（23）何译本18、19两页)

要了解个人的现在，必要靠着自己的记忆，假设要了解社会的现在，中国的现在，世界的现在，只靠着个人渺小记忆便不够了，我们须利用大家对于社会、中国、世界过去的记忆。这是什么?不消说是历史。

因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打算了解现在，非借助于历史不可。这种见解，今日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前边所提过的罗滨逊在他的《昨日与今日之世界》(The World Today and yesterday)一书的叙中，劈头一句便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因为除非研究过去，无从了解现在。”史威尔(Shotwell)也说：“现在史学家并不是给-家供给材料……是因为科学发达的结果，深信除非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决不能知道这些东西的现状。”(Introd 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 169)^（24）可以代表现代学者的主张。   

历史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还可以推测将来的趋势。但是历史对于将来，也只于能推测其大势而已，决不能如^（25）许多读历史的人所想的，读读历史，便可对于将来的事情，未卜先知。从前史家，对于未来的事情，也有真能猜得中的。如《国语》载内史过预言朗必亡，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左传》、《国语》上，这种例子很多。但也有猜不中的，如史说楚必代周，后其言竟不验。前十余年当欧战初爆发的时候，梁任公著了一本《欧洲战役史论》，详述欧战的远因近因，他的结论是德国必胜。德国若是不胜，世界可以从此不必再讲科学了，可以不必再讲教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欧战的结果，正和他的预言相反。所以预言虽有时中，究竟有靠不住的。孔子毕竟聪明，有一次子张问他是否可以知道以后十世的事情，他的回答是：“殷因于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虽百世可知也。”你看，他并不像谶纬家，说能预言谁要作皇帝。他说可以知道对于礼损益的趋势，而他推测损益的根据是殷监于夏，周监于殷的历史，这不就是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未来趋势吗?

历史何以能帮助我们推测未来的趋势?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进化既是时时往前进，永远没有停顿的时候，当然不能进化到现在便停止，它还是依着一定的轨道，照旧向前进。我们对于他过去的发达越清楚，越能看出它所循的轨道，因此便越能知道它是向那方面走。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将来的趋势，愈加明瞭。

譬如，我们回头看看国家起源的历史：人类由家庭进到部^（26）落(依Morgan^（27）的说法，人类最早的组织，便是部落)，后来由部落进到城市国，最后又由无数的小国进化到现在的泱泱大国。由此可见，人类的组织有逐渐拓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决不能进到现在便骤然止住。我们看出了这种趋势，便可以推测将来了。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组织有由国家进为世界组织的倾向。我们看：现在各种组织除开-组织，多半都变成世界化了。经济方面，将来要变成世界的分工，与世界的经济合作；文化事业，更是向来就没有国界的，各种学问大都皆有国际会议；各种社会运动，除去几个开倒车的以外，都是拿改革全世界作他们的目标。而物质文明的进步，更能缩短了地面的距离，使世界成为一家，使各国人彼此容易接触，容易了解。现在只有-组织，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组织向来是人类的一种保守力量，非各方面都进化到相当的程度，-组织决不容易改变。不过现在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是各国孤行已是的，现在有国际协商、国际合作了。并且，在各政府之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组织了；它的力量虽还不大，不过可以看出潮流是向这方面走的。

本篇是谈史学原理，为什么却费去了几百字去论人类组织之趋于世界化?这不过举了一个例子，使大家知道温故可以知新，研究社会的历史，便可以推测将来的趋势，并且想要明白将来的趋势，非研究历史不可。

了解现在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恐怕不必回答。一个人除非把现在的状况弄清楚了，决不能知道怎样对付他的环境，结果只有失败。慈禧因为不能了解她当时的情形，硬要反对维新，信任拳匪，和外国寻衅，结果不但她自己失败了，还把中国弄到这般地步。同时在日本执政的，是能认识他们的时代的，因为他们便知道如何应付时代的方法，结果日本到现在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知道将来的趋势，有什么好处?前边已经屡次的说过：社会的进化是一串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同时又是将来的原因。对于过去，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将来如何，全在我们的措置，我们无所逃其责。我们常说某-家有远大的眼光，就是因为他能认清楚他的时代，能推测将来的倾向，于是想种种方法来促进好的趋势，矫正坏的倾向。不能认清这倾向的人，便但凭意气用事，结果往往愤事。德相俾士麦在德国工业革命方萌芽的的时候，便看出下层阶级有渐渐得势的倾向，将来劳资冲突必不能免，与其将来让劳工起来反抗，不如资本家先自行让步，于是他便创了空前未有的社会法，强迫资本家给工人许多利益，工人的空气自然缓和了，后来德国工业发达了，而劳资两方的冲突，比较的少，就是因为他在前已有设施的原故。其时俄国政府便没有看清这种趋势，平民几次起来反抗，他们还不觉悟，想专凭残暴的手段压制下去，结果起了1917年极端的大革命，牺牲的性命不知多少，这便是不能推测将来趋势的害处。

以上我不过随手拈了一两显明的例子，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所指的现代及将来的倾向专就-而言。各种事业，各门学问都有它特别的现状，特别的趋势，要了解这些东西，都须研究它过去的历史。

我们在前边已略略讨论了，以前的人以为历史的用处是些什么，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现代史学新思潮所认为史学的用处又是些什么，以及他们立论的根据。我们既然明白了历史真正的用处，那么历史真正的目的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因为史学的目的和史学的用处，是不能分开的。譬如，从前人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藉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惟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    

[说明]本文原载《燕大月刊》第7卷1—2期合刊，发表于1930年12月25日。 

作者简介  齐思和(1907—198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山东省宁津人。1927年入南开大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赴美留学。1935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历史教授，兼任中国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北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执教40余年，所讲课程有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代，世界通史，英美等国别史和史学史、思想史等。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发现特点，找出联系”。强调进行世界史研究时，应注意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世界史教材建设、资料编纂，工具书撰写等方面竭尽全力，为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拒绝日伪之聘，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著述颇丰，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辨》、《毛诗谷名考》、《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中国史探研》等。外国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世界中世纪史讲义》、《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和《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还任周一良、吴于废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上古部分的主编；主持编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有关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献，计12卷；主诗编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等世界史研究资料集。 

①“题”，原文“问”后脱一字，据文意补——编者。

②“微”，原文作“徵”，误。据《孟子·滕文公》改——编者。

③“反常的”、“变态的”——编者。

④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142章——编者。

⑤  达尔曼、豪瑟尔、德罗伊生、西贝尔、特赖奇克——编者。

⑥J．米什莱、H·A·泰纳——编者。

⑦“不能”后，原有“不字”，显系衍文，删——编者。

⑧  希罗多德、伏尔泰、麦考莱——编者。

⑨“史”，原文为“书”，据作者上下文意——编者。

⑩《历史学入门》——编者。

⑾  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编者。

⑿  “史”，原文“历”后税，据文意改——编者。

⒀“历史不会重演”——编者。

⒁《马格德堡世纪史》——编者。

⒂“请”原文作“情”，误，据上下文意改——编者。

⒃  巴罗尼乌斯——编者。

⒄波拉德：《现代史中的因素》——编者。

⒅缪勒—利尔——编者。

⒆“追”原文作“迫”，误，据文意改——编者。

⒇《剑桥古代史》——编者。

（21）  司各特：《历史与历史的问题》——编者。

（22）《历史与历史的问题》——编者。

（23）罗滨逊：《新史学》——编者。

（24）《史学概论》——编者。

（25）“如”原文作“知”，据文意改——编者。

（26）“部”原文作“都”，误，据文意改——编者。

（27）“摩尔根”——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