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即如吾人今日，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古人有不喜人讲史者，王安石变法，惟恐人之是古非今，不得自便。今人之不喜人看史，其心迹殆与王安石无异。又好奇说者，亦不喜人看史。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无一步登天之理。是故诡激之流，惟恐历史之足以破其说也。至于浅见之人，谓历史比于家谱，《汉书》即刘氏之谱，《唐书》即李氏之谱。不看家谱，亦无大害。此不知国史乃以中国为一家，刘氏李氏不过一时之代表而已，当时一国之政，并非刘氏李氏一家之事也。不看家谱，不认识其同姓，族谊亦何由而敦。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治。又或谓历史有似帐簿，米盐琐屑，阅之无谓。此不知一家有一家之产业，一国有一国之产业，无帐簿则产业何从稽考。以此而反对读史，其居心诚不可测矣。信如所言，历史是帐簿，是家谱，亦岂可不看。身不能看，惟恐人之能看，则沮人以为不足看也。政界之人如此，学界之人亦如此。学生又不便以讲通，家谱帐簿束置高阁，四万万人都不知国家之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惜，无怪其然也。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会称，东三省本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竟无以驳正。此岂非不看家谱帐薄而不知旧有之产业乎。

    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尚书》、《春秋》，本是史书，《周礼》著官制，《仪礼》详礼节，皆可列入史部。西方希腊以韵文纪事，后人谓之史诗。在中国则有《诗经》，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精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品，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封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是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取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稼，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既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稼，不得不小有积蓄。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王。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然《六经》之中正式之史，厥维《春秋》，后世史籍皆以《春秋》为本。《史记》有《礼书》、《乐书》，《汉书》则礼乐皆有志，其意即以包括礼经一门。《司马相如传》辞赋多而叙事少，试问辞赋何关于国家大计，而史公必以入录耶?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者。盖《史记》之录辞赋，亦犹《六经》之有诗矣。史公自序曰：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班固亦有类此之语。由今观之，马班之言并非夸诞，良史之作，固当如是也。

    史与经本相通，子与史亦相通。诸子最先为道家，老子本史官也。故《艺文志》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史官博览群籍，而熟知成败利钝，以为君人南面之术。他如法家。韩非之书称引当时史事甚多。纵横家论-，自不能不关涉历史。名家与法家相近，惟农家之初，但知种植而已。要之，九流之言，注重实行，在与历史有关。墨子、庄子皆有论-之言，不似西洋哲学家之纯谈哲学也。今日学士大夫，治经者有之，治诸子者有之，而治史则寡。不知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国家。历史即帐簿家谱之类，持家者亦不得不读也。

    复次，今日有为学之弊，不可盲从者二端，不可不论。夫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轨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在昔道家，本君人南面之术，善用其术则可致治。汉人之重黄老，其效可见矣。一变而为晋人之清谈，即好为新奇之议论，于是社会遂有不安之状。然刘伶之徒，反对礼教，尚是少数。今之哲学，与清谈何异。讲哲学者，又何其多也。清谈简略，哲学详密，此其贻害，且什百于清谈。古人有言，“智欲圆而行欲方”。今哲学家之思想打破一切，是为智圆而行亦圆，徇己逐物，宜其愈讲而愈乱矣。余以为欲导中国入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后，庶几能收其效。否则推波助澜，载胥及溺而已。   

    又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无如今之考古者，异于谯周、苏辙。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古人之治经史，于事理所必无者，钮不肯置信。如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刘媪交龙于上而生高祖，此事理所必无者，信之则乖于事实。又同为一事，史家记载有异，则辨正之，如《通鉴考异》之类，此史学者应有之精神也。自此以外，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疾者尔。日本人谓尧、舜、禹皆是儒家理想中人物，犹自以其开化之迟，而疑中国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不知开化本有迟早，譬如草木之华，先后本不一时，但见秋菊之晚开，即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日本人复疑大禹治水之功，以为世间无此神圣之人，不知治河之功，明清两代尚有之，本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大臣之下，固有官吏兵丁在，譬如汉高祖破灭项羽，又岂一身之力哉。此而可疑，何事不可疑。犹记明人笔乘，有丘为最高，渊为最深之言。然则孔颜亦在可疑之列矣。当八国联军时，刚毅不信世有英法诸国，今之不信尧禹者，无乃刚毅之比乎。夫讲学而入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   

    [说明]本文系章太炎1933年3月15日在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的讲演，由诸祖耿笔记，原载《制言》第55期，发表于193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