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先生就曾经指出：“朱开沟的蛇纹陶鬲、盆等器形均与先周文化有类似之处。”（19）李伯谦先生也指出了：“蛇纹鬲这种器物特征鲜明，最易识别，把它称这之为朱开沟文化的标准化石是十分恰当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蛇纹鬲分布的范围很广，西到鄂克托旗，东到敖汉旗，南到陕西扶风。．．．．．．扶风、敖汉旗出土的蛇纹鬲数量极少，显然是朱开沟文化影响所致。”（20）

由考古文化可知：在朱开沟文化第四段时，夏人入住此地，到了第五段，可能由于商人的继续追击，夏人只好继续迁移。而其中的一支可能是向西迁移了，而周人也随着这支夏人向西迁移。因为在古代所保留的大量的神话中，都有后稷（此处后稷当是夏末时周的首领）足迹及于西北地区之说。“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和的传说，意义就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21）

例如，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人]国西”。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又，《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氐人国，在建木西”。又，《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实维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22）另外，《淮南子．地形训》中载：“后稷龚在建木西。”

任乃强先生指出：“《西次三经》有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全在河西徼外。其路线与周穆王西巡至西王母国路线相当。．．．．．．与《穆天子传》表里相应”。而《穆天子传》现在已有学者（如杨宽等人）考证，基本属于历史。

另外，“‘乐游之山’若即《穆天子传》说的‘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其地应在河西武威县界”。（23）武威县在今天的甘肃境内。

另外，对于“槐山之江”，任乃强先生认为“此经文槐山之江，应在今敦煌玉门之南属祁连山脉两端。”至于“建木”则在昆仑山之上。

《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载的葬后稷的“氐[人]国”，地望在今天的甘肃敦煌一带。

由“建木”、“氐[人]国”、“昆仑”等知后稷的足迹曾经远及甘肃敦煌以西。

周人随夏人从晋南北迁，到朱开沟，然后又向西至到敦煌一带，于是在敦煌就有了关于后稷的传说和地名。后稷（应该是夏末商初的最后一个后稷）很可能就葬在了敦煌附近。

《史记．周本纪》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中也载有：“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在夏末时是不窋失官，所以，葬于敦煌附近的“后稷”很可能就是不窋的父亲——周族在夏的最后一个“后稷”。

周人从东向西迁徙，同样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邹衡在分析了陕西和山西出土的器物后就得出了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就有联裆鬲的发现。．．．．．．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24）。

光社文化的时间，初期大约相当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期，而中期也不迟于殷墟文化早期。应该是由河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光社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东不越太行山，西去包括山西中部、陕西的东部与北部，甚至及于河套地区，往南则到达吕梁山区的河光一带。

由此可推知，周人在夏末商初时代确曾经出现于光社文化的范围内，而后来出土的周的器具中又有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推测周人从东向西迁移，因为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初步断定夏商的分界线是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姬周的迁移当是在此时了。

周人开始时随夏人迁移。后来，可能在不窋的父亲逝世后，姬周族和夏在敦煌附近分开，所以说：“不窋以失其官”。然后姬周族在不窋的带领下又独自向东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的“而自窜于戎狄之间”（25）。

“先周族窜于戎狄之间的地理位置亦可得而说。《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唐代的庆州即汉时北地郡、清代的甘肃庆阳府。”（26）可见此时姬周族就迁到了甘肃省庆阳附近，并居住下来。

在先周的迁徙中，公刘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刘，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尚书大传》云：“公，爵；刘，名也。”后世多合而称为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但是在《诗经．大雅．公刘》中却两次明确的提到了是公刘国于豳的：“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又“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经．大雅．公刘》的成文年代，据《诗集传》谓：“旧说召康公以成王将莅政，当戒以民事，故咏公刘之事以告之曰：‘厚者，公刘之于民也！’”可见《公刘》是成文于西周早期，以西周人自说先周迁国之事，当有所本。

并且，看先周史料，可发现凡是带领族人迁移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公亶父、文王等，而关于庆节却除了“公刘卒，子庆节立”（27）外没有更多的记载，反观公刘，却有大量的记载和歌颂，所以公刘国于豳应该更加可信。

周人在经历了不窋、鞠及公刘前期在甘肃庆阳附近的居住后，在公刘后期迁居于豳。《诗经》、《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都说，在不窋前周人是从事农业的，因为“夏后氏政衰”，才“弃稷不务”（28）的。当周人“自窜于戎狄之间”（29）后肯定会受到戎狄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周人应该还会保留其以前的农耕生活方式。实际上古代文献也记录了这一点。

《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诗经．大雅．公刘》中也录公刘在甘肃庆阳时的情况：“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以及国于豳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而且，公刘时周人也有了家畜养殖：周人祭祀时“执豕于牢”。这些都体现了周人固有的生活方式。

而在《诗经．大雅．緜》中记载了公亶父前期的生活：“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显然是受游牧民族的影响的。公刘时代早于公亶父时代，所以应该不可能例外。

现-古学也证实了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准确性：先周稍早于太王的碾子坡的遗存大都和古文献记载相合。在碾子坡的住屋地和灰坑中发现了粮食的碳化物，经过鉴定，这些碳化了的粮食为高梁。而出土的农具有石铲和石刀，还有骨铲。这些都表明了在当时的生活中，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碾子坡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猪、牛、羊、马等家畜的骨头，这显示了当时发达的畜牧业。这些和《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都是一致的。

在碾子坡的住址中还“重复见到多种不同功能和用途的青铜工具和用具，如，属于武器的铜镞，缝纫使用的铜锥，以及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容器——鼎和瓿”，所以，“可以认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是属于一种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也就是说，姬周民族在稍早于太王时代已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历史阶段了”（30）。

碾子坡遗址中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鬲、簋、豆、罐、瓿、甑、盆、瓮等等几十种之多，其中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袋足鬲，一种是联裆鬲。很多学者认为，袋足鬲和戎狄之俗有关，而联裆鬲则是姬周固有的。

这些都说明了，周人在窜入戎狄之间时，除了受戎狄之俗的影响外，还有自己比较发达的青铜业和农业及家畜养殖业，这些都是姬周本身固有的，也是姬周区别于戎狄的明证。

从公刘后期到公亶父前期，姬周十世都国于豳，没有再迁徙。《史记．周本纪》中只是简单的记录为：“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二、由豳之岐

公亶父在先周的迁徙中，是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关于在公亶父带领下的周人的迁徙，古代文献多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国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

《孟子．梁惠王下》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又，在同书中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诗经．大雅．緜》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以上这些文献都指明了是公亶父带领周人迁于岐的。而且迁移路线据《诗经．大雅．緜》：“自土沮漆”，“率西水浒”可知周人的迁移路线应该为：

豳——土——沮——漆——梁山——岐下

“土”，《齐诗》和《汉书．地理志》均作‘杜’。杜，水名，流经今天泾河南部的麟游县（《汉书．地理志》载：“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沿杜河还有杜阳山。“漆”与“沮”也是两水之名，都在杜水的西南。漆水源出于陕西大神山，向西南流至耀县与沮水相合。沮水源出于陕西分水岭，向东南流合漆水，最后两水具入于渭水。漆水、沮水当都离周原之岐邑不远，“横雍水又东南流于横水合，水出杜阳山，其水南流，谓之杜阳川，东南流，左会漆水，水出杜阳之漆溪，谓之漆渠。故徐广曰：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是。漆渠水南流，大峦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东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31）而梁山，“在泾水上游与岐山之间，确有一片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地，横亘在泾水河谷与渭水河谷之间。郑玄所谓：‘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史记会注考证》：4/7）。似即这一片山地。”（32）至于公亶父所都的岐邑的位置，根据《汉书．地理志》中“右扶风美阳”条载：“《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水经注．渭水注》录：“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现在根据考古报告已经确定了当时周的都城在今天陕西岐山东北六十里，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村，这是先周宫室的分布区域，而在凤雏村的东南的云塘村，南到齐镇、齐家村，发现了先周的制骨、冶铜、制陶的作坊以及平民的住址遗迹。这一带应该是先周的都城岐邑无疑了。

那么，公亶父为什么要从豳迁往岐呢？据《史记．周本纪》、《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都说是因为为戎狄所迫，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载有：“戎犬寇边，周古公亶父逾梁山而避于岐下”。所以周人迁岐有因为戎狄所迫的原因是无疑的了，但是应该也有追求更加肥沃的土地的原因。在《诗经．大雅．緜》中有这样的句子：“周原膴膴，堇荼如贻。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从中可以看出周原土地的肥沃。

公亶父都岐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史记．周本纪》中说在公亶父国于岐后，“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对于公亶父的创业，在《诗经．大雅．緜》中也有反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而且，公亶父迁岐后“爰及姜女，聿来胥宇”（33），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嫁娶，而是从此开始了姬姓和姜姓的世代联姻。

在公亶父时代，姬周族内部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其子王季和孙子文王时姬周的向外扩张打下了基础。 

三、王季、文王及文王迁丰

公亶父去世后，其子季历继位。关于季历：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诗经．大雅．皇矣》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录无丧，奄有四方”。

在王季时，姬周国仍然受制于商，是商的一个方国，但是其实力已经很强大了。在《古本竹书记年》中载有：

殷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殷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

殷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殷大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

殷大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

王季所伐的诸戎大都分布于今天的山西一带，“周人在山西成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周人在先周时代与戎狄杂居，沾染戎狄文化，知道如何应付戎事。另一方面，山西汾域原是先周时代姬姓的旧地，打进山西，只能算是光复故物”（34）。

王季对诸戎的征伐为后来武王的东进扫清了障碍。周国一系列的胜利，虽然为商王朝清除了威胁，但是，周本身领土和实力的扩大也同样使商王感到了不安，所以才有了王季的被杀。《古本竹书记年》载：“文丁杀季历”。而《吕氏春秋．首时》中也说：“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可见，王季很可能是被商王文丁囚禁起来后杀死了。

王季被商王文丁所杀后，其长子昌继位，这就是周文王。关于文王：

《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归之”。

《诗经》中更是对文王赞美有加，《周颂．维天之命》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文王在位时，曾经征伐犬戎、密须等一系列国家。《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其中密须在岐周之北，在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离陕西长武不远。而崇国在陕西省西安西郊的长安县境内，和丰镐很近。至此，在周北面和东面的敌对国家又被清除了。这样一来，王季和文王就为武王伐商铺平了道路。

在文王在位后期，姬周人进行了第三次迁都。

《诗经．周颂．天作》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而《史记．周本纪》云：“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从这儿可见，在文王初期依然居于岐邑，而在文王征伐崇侯虎之后，始营丰邑，周之国都从岐迁丰。

至于丰邑的位置，据《说文》中讲：“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他又说：“丰、镐皆在长安之西南”。现在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了丰邑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南沣河中游西岸。具体位置在今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到新旺村、冯村，遗址的总面积大约有十二平方公里。丰邑地处渭水中游，比较岐邑，丰邑显然更适合作为国都。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文王迁丰后，“明年，西伯崩”。而对于文王是否为自然死亡，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有怀疑。力主文王为商纣王害死的是丁山先生，王玉哲等人也相信文王非自然死亡。其中非常有力的证据是《礼记．坊记》中所引的古文《尚书．泰誓》逸文，武王在誓师会上讲：“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而且，武王伐纣之时，是用的文王的名义，自称“太子发”，更像是为父报仇的样子。另外，在《吕氏春秋．首时》中“把季历困而死，文王囚羑里同时举出，说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即指伐纣事），又述伍子胥伐楚报杀父之仇。我们自然会联想这些故事似属同类史例。周文王之死可能也是被杀害。武王之伐纣，也似乎是为父报仇”（35）。丁山先生曾证之以“文考无罪”之说，认为文王实为商王所杀，周武王与纣王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誓师时才力言“文考无罪”，并载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以激发士气。我认为此说可信。文王逝后，武王继立，再次迁都于镐邑。

 四、武王之建镐邑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36）。

《诗经．周颂．武》云：“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考查武王平生的事迹，对《诗经．周颂．武》中的称赞应当是当之无愧的。武王于孟津大会诸侯，两年后又克商的事迹久已流传，就不再叙述。

武王时迁都于镐邑实在是一件大事，从此镐邑长期成为西周的首都。对于武王的迁都镐邑，在《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记载：

“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镐，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或成周去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指岐周）。’德方鼎：‘隹三月，王才成周，祉武王福，自蒿”（37）。

镐京的位置，从来都被认为是在沣水以东的滈池附近。《水经注．渭水注》云：“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鄗池于昆明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虽然“与丰都一带相比，镐京地区已查明的考古遗存较少。史书上记叙了唐朝时在皇家御苑内，修建昆明池时曾毁坏过古代镐京废墟中一个保存完好的部分的事情经过”（38）。但是现在经过考古还是可以证实，昆明湖的北边界限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的南侧，镐池位于此土堤之南侧。所以镐京的遗址，胡谦盈认为，当在今天陕西省沣河中游的东岸，北到洛水村，南到斗门镇，东至昆明池故址，西至鄗水故道。

前面已经提到了：丰邑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南沣河中游西岸，而镐邑在今天陕西省沣河中游的东岸，所以两邑之间的距离很近，可以说只是隔了一条沣水。“相去不过二十五里。自从武王建立镐京以后，丰邑仍继续使用，西周早、中期诸王和大臣常有居于丰邑而处理国事的”（39）。武王之所以营建镐邑据杨宽等人认为，是因为武王在克商后感到了原来的丰邑不敷应用，所以才向东扩展，另外建立了镐邑。

镐邑又被称为宗周，和后来营造的雒邑——“成周”相对。

五、雒邑的建造及平王东迁

周武王克殷后，封同姓、立三监，然后回归周都。但是天下初定，周的政权仍然没有巩固，武王为了巩固姬周政权，于是打算在天下之中的雒营造新都。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就去问武王“曷为不寐”？于是武王说出了他的担心，并讲出了营造雒邑的想法，“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于是“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洛邑即雒邑。

《逸周书．度邑解》中亦载武王对周公之言：“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瞻国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

武王选定在伊、雒之间建立新的都城，固然有将都城建立在天下之中的想法，也可能当时就已经有将殷商贵族迁来这里的计划了。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雒邑即东都成周。关于成周的修建时间，《尚书大传》中载为周公摄政第五年，而《史记．周本纪》却载为在周公摄政七年，在《尚书．洛诰》中载成周的修建在：“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根据王国维的解释，“惟七年”的记年是用的“即克殷”的记年，也就是成王继位后的五年，这个讲法比较可信。所以雒邑之建当在成王立后五年（此处又一次证明了武王在克殷后二年逝，详论见附表注释）。

根据《尚书．召诰》，这年二月乙未（二十一日），成王从宗周到丰邑，派遣召公先到雒去勘探建都的基地，三月戊申（初五日）早晨，召公到达雒邑“卜宅”，以定凶吉，得到了吉兆，于是在庚戌日（初七日）召公开始在洛水汇入黄河处建地基。五天后即甲寅日（十一日）地基建成。在地基建成的第二天即乙卯日（十二日）周公到雒，开始新

邑的全面规划。又三日即丁巳日（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郊祭仪式，也就是祭祀天神。郊祭后第二天即戊午日（十五日）在雒邑举行了社祭，即祭祀地神。再七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周公开始分配劳役。再后，成王亲自抵达成周，召公做《召诰》教导成王，成王留在成周开始升登王位，亲理政务。成周建成后，成王从成周归于宗周，将成周以东的政务交于周公管理。《尚书．洛诰》载了成王对周公的讲话：“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也就是讲，成王要从成周回到宗周了，命令周公留在成周主持以后的政务。

成周建成后，西都宗周的京畿与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了起来，至于“邦畿千里”，从此，周王朝具有了两个-中心——宗周镐邑和成周雒邑。

“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性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40）。

至于厉王，“好专利”而“虐”，最终被国人“流于彘”，在厉王手中几亡宗周。宣王接位，大规模开疆辟土，被视为中兴，但宣王的南征北伐也无疑消耗了国力。宣王之后，幽王继位，天灾不断。幽王二年，周地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震，以至于泾水、渭水、洛水三水都曾经断流了，而且岐山竟然有地方崩塌了，并且后来在幽王六年又发生了日食。《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儹莫惩”！可见，灾害之严重。

“西周地处陕西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汲水必须下达河谷，始汲水源。如无灌溉系统，农耕用水，即需依仗黄土层的毛细作用，吸引水头，上达地表。地震可使三川塞竭，岐山崩坍，地层变动，则地下水分布的情况，也必受极大的干扰。西周时代的农作物，以黍稷为主。黍稷即使比麦类耐旱，仍须吸收相当水分。地下水不足，就只能依靠天落水。于是，雨量稍不足，便造成旱灾了。古人对于天灾极为畏惧，总认为天灾是上帝对下民的惩罚。天灾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打击，往往比实际的经济效果更为沉重”（41）。

紧接着，“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42）。“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掳褒姒，尽取周赂而去”（43）。

这次因为天子的风流而引发的巨大的悲剧，看似有偶然性，但是却充分体现了宗周没有防御强大敌人入侵的能力。再加上幽王时代在陕西发生的天灾及日食，使平王决心将都城迁往雒邑。公元前771年，定都于雒。

至此，周人完成了著名的五次迁徙。 

引用文献

（17）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8）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李峰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20）李伯谦 《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

（21）李学勤 《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疑古时代》

（22）郭璞 ．注 《山海经、穆天子传》 岳麓书社

（23）任乃强 《试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其资料来源》，《山海经新探》

（24）邹衡 《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25）《国语·周语》 贵州人民出版社

（26）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27）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28）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29）《国语·周语》 贵州人民出版社

（30）胡谦盈 《试论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

（31）郦道元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

（32）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33）《诗经》 《大雅·緜》 贵州人民出版社

（34）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35）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37）杨宽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38）张光直 《古代中国考古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39）杨宽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41）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42）方诗铭、王修龄编 《古本竹书纪年缉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43）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