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扬

    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于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自近代以来，古史史料学的概念沿科学性的方向不断改造，意义之巨大自无可怀疑。但也应承认，整个过程其实仍然是在长成之中；在研究的实践中关涉方法的争议几无日无之，而在学者中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基本认识有时也相距何止丈尺之间。尤其是近年来，尽管在我们看来讨论这一问题的条件已大为改观，但由于对新出土早期文献文本之意义的认识不同，学者间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认定在有些对比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久前问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①也许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作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其对于古史史料学问题照例是有敏感意识的（这从它对资料问题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而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撰写结构上采用了并不多见的将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作“二元”处理的办法。这给人的印象是：一、在复杂的古史史料学问题面前，它希望避免在每一处关乎古史史料学原则的问题上简单表态；二、与此同时，它又试图通过这种“二元”的办法宣示它的依据地下出土之文物讲古史乃古史史料学之正宗的观念，而文献的地位则相应变成了“依赖性的”（dependent）。因此其虽没有正面地将传世文献一棍子打死，但依其写法，文献作为独立的古史史料的地位则暧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