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历法，基本上是太阴历，以十二太阴月为一年，而无闰月，每三十三年，月份在冬在夏经历一周。是以，伊斯兰教历对于太阳运行，并非其关心的重点。al-Biruni在测定方位的专论中，也说明了其目的在决定各地面对麦加祷告的方向（qibla），也为了确定其故乡（Ghazna的方位，俾以此地为各地定位的参考点（犹如今日的格林威治）。是则其着眼点在地理而不在天文。他屡屡提到古代希腊的定位方法，但正因为玛蒙藩王不慊于古希腊的泛举成数（五百节的距离相当于子午线上一度），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始有实测之举。是以伊斯兰教世界似乎也既未由印度学来实测，又未有为了天文而实测的传统。

    反之，中国的天文历法，均与太阳运行有极大关系。星宿的位置，系于天北极的相对关系。太阳年与太阴月两个周期的相配合，又非考虑到回归年的长度不可。中国自古使用圭表，以日影长短测定一年的岁实；用太阴的朔望，计算一月的朔策。圭表的使用，遂为中国天文学重要的方法。《周髀算经》则更将圭表与勾股原理(a2+b2=c2)合而为一。同时，由观察太阴运行，中国天文学早就注意到黄道与赤道的区别。自贾逵以来，黄赤交角，或称黄赤大距，即以黄赤交角为计算五星位置的依据，也是确定地面方位的根本。

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