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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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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代替了丞相，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内朝与外朝的两橛结构，使西汉君相共治二元权力中心，分解为内外对抗的二元权力。东汉外戚宦官，其实都依附君权而取得权力。东汉教育，较之西汉，多了地方学校与私家讲学，后《汉书·儒林传》中，名师宿儒，从学者动辄千百，于是汉代知识分子的数字大增，其中不能挤入文官行列者也为数不少。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权力结构之外的一股社会力量。清议月旦人物，乡评里选，知识分子自己取得了评定等次的自主权。西汉察举制代表的参预问政，遂一变为儒生批评时政。政权与学术成为对立面。党锢之祸是政权与社会精英对立的极化。汉代复杂体系的领导阶层，因此而丧失功效（dysfunction）。
东汉的覆亡，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秦汉秩序，曾经历过赢政新莽两次变局，但是汉承秦旧，光武也是"中兴"，原有的格局体制，均未崩坏。东汉之亡，中国进入完全不同的情势。范晔著《后汉书》以前，已有谯周、谢承、薛莹、华峤、谢沈、司马彪、袁山松、袁宏、张璠诸家著作，实即反映了三国以至南北朝间，历史学家对于东汉覆亡，有极深的感受，都企图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故，提出一番解释。范晔在其《狱中致甥侄书》，自白其撰作的心情，引《过秦论》为比喻。汉初著作，于赢秦之亡，多所讨论。贾谊一论，著名当世，长留史策。范晔以此自况，也是为了对一段划时代的大变化，有所解释。《后汉书》列传，列党锢、宦者，两传当是他于汉亡原因，特加注视的问题。西羌一传，又有长论，也是为了解释羌乱对于汉亡的影响。循吏酷吏两传，也许是沿《汉书》之例；但是他将郭躬、陈宠合为一传，代表专业文官，邓彪、张禹等人合为一传，代表与世浮沉的官僚，则似乎是说明文官体制的正负两个面貌。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特别大段征引仲长统的议论，崔骃传中，附列入崔实的议论。凡此都可以解释为范氏自己的历史解释。相对言之，黄巾起事，是汉末大事，范氏却只在灵帝纪、皇甫嵩、朱、卢植诸传有关纪传中叙述，并末列为专传，可能反映范氏史法，以为民间起事，是朝代覆亡的病象，而不是病因。
综合言之，范晔的解释东汉之覆亡，当在宦官外戚败坏朝政，而于维护儒家理想的力量，（如特立独行之士）及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如党锢），又三致意焉。
东汉有识之士，颇有人已经注意当时的问题。王符《潜夫论》，指陈朝廷用人不当，效率不彰，贵臣用事，社会风气浮奢。仲长统注意到政府荒废庶政，宠任贵戚，四夷侵略，而豪人纲殖，平民困穷，百姓离散，人口减少，田无常主，民无常居，朝廷用人施政，事归台阁，不在三公，外戚宦竖，作威作福，饥馑疾疫，重之以军旅扰攘，人不聊生。当时似已有一种末世的无力感，是以崔寔感叹，“方今承百王之敝，值阨运之会”，认为是由于陞平日久，俗敞政衰，盼望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他的意见，大致仍将衰败的原因，归诸政事不良，贤人不用，贵贱不齐，贫富不均。
归结当时人的意见，汉之将衰，大致由于-与经济的原因，导致社会上财富集中，亲贵专权，豪族擅利，百姓困穷的局面。这些弊病，与西罗马内部的情形，也十分相像。
上述情形，当是东汉衰亡之内伤征象。在"外感"的片象部分，西羌的动乱，使中国大受其困，董卓兴起，也是羌乱的背景下，始成凉州军之祸。不过，羌人的力量其实不大，既不具备有力的国家组织，人口总数也不多。羌人起事，大多是边吏不善抚循，官逼民反，众羌蚁聚狼奔，并无军旅组织，也没有良好的装备。东汉能够有力量击败强大的匈奴，却困于西羌，则实在说不过去。同理，西罗马能够征服高卢，占领东欧及中亚，罗马军团，东征西讨，无往不胜，自然有相当的战斗力。日耳曼部族，也与西羌相似，最初只是附塞的族群，据估计，日耳曼部族人口，不过罗马人口百分之五。人口不多，单位散漫，对罗马有骚扰之患，而不致于将罗马崩溃。至于天灾，罗马曾有火山爆发，土壤恶化。中国曾有北旱南潦，灾荒不断。公元第二世纪大疫，从中东Parthia开始，向东西双向蔓延，东西地均受其害。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都是广土民众，跨州连圻，一时一地的灾难，史不绝书，人口增减也是区域性的现象，不是全面的减少。因此，天灾如饥馑疾疫，即使在西罗马与东汉，确实相当扰人，却也未必能造成持久而广泛的伤害，足以拉垮庞大的帝国。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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