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应有的尽有，不应有的也尽有。就我们观察所及，中国人似乎到处可以发在，在亚热带的地段可以，在亚寒带的区域也行，至于这两个地段中间，更不必说了。在各个区域之间，人口发达的程度固然有些区别，但这种区别的原因，决不在人口的活力有什么不同，而在各区域的物力大有不齐；要是物力太差，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那自然是不行的。换言之，就是中国人的适应力极大，几乎是到处可以生长，可以繁殖。这在他们的海外移民运动里也可以充分的看出来。海外移民以闽广两省的人为多，这两省的面积，就全国而论，实在是很小的一块，但无论他们移到什么地方，他们总能够应付裕如。印度、缅甸、暹逻、东印度群岛、太平洋群岛、澳洲、澳亚两洲间的群岛、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南美洲——那一处没有中国的侨民？又那一处他们不能安居乐业？我们到处和中国侨民接触，从来没有听见过失败的消息，或和地理环境调和不来的消息；唯一听得见的消息是他们适应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圆满；他们又勤又俭，其程度要远出土著人口之上。他们的团结力也极可观，任何外界的势力不能拆散他们——结果是，土著的人口以及华族以外的人类都人人自危，都开始排斥中国人，到处呐喊着，“中国人非走不可”。但我们替这种土著人口及一般的世界人口着想，以为他们应当心平气和一点，他们目前的际遇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要知就大体而论，中国人是不大喜欢移动的，所以大批的移民运动是不常见的事。要不然的话，中国人口排山倒海般向外发展的结果，不说我们可以无立锥之地，怕所谓适者生存一类的大议论，也早就斯文扫地了。
关于中国人的寿命，我们因为缺乏统计，只好说一些很普通的印象。中国的老人极多，这是谁都可以观察到的，或凡是到过中国内地观光过的人大都可以承认的。中国人讲究敬长的道理，以前并且有过养老的制度，在民族的社会理想之中，寿字是最大的一个，并且可以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别的事不救准确，不注重数量的表示，但对于寿算是一个例外，他们记载一个人的生年死月，不但从不遗漏，并且一定要把生座的时辰都记载下来；这种精密的程度在西洋是没有的。传记碑版的文字、讣闻、神主一类死后的记录，对于别的事实可以不详，但对于享寿若干岁这一点，总是大书特书的。“有许多地方的方志和人家的家谱里，往往特辟一门，叫做耆寿，把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名都登载进去；在南方各省，此种风气更较普遍”。（译者按，明氏这一点论证实在很没有多大力量，我们尊重一种事物，大都因为它稀罕，难得遇见；我们尊重高寿的人，安知不因为高寿的人实在太少的缘故？）
在中国，百岁以上的人虽不大听见，但是九十岁的男女是到处可以收罗上一大批的，尤其要是有人肯出来提倡，如同耆老会之类。老人之多，我们认为是民族活力一大表示；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异常穷苦的国家，营养方面，往往异常欠缺；但虽在荒年时常来临的穷乡僻壤，也还有不少的人能活上七八十岁，虽非奇迹，但离奇迹也就不远。西洋人的寿算，也不算低，但这也不过是最近百年以内的事。百年以来，医学的发达，卫生事业的进展，前者治病于既发之后，后者防病于未发之先，一推一挽，算是把我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不少。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这种幸运，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是和哥仑布发新大陆的年代没有多大分别；在一种普遍的不卫生状况之下而能有如许高寿的男女，也就很难能可贵了。假以时日，卫生的设施逐渐传播开来以后，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一定是更未可限量。
中国人的不懂卫生，与懂而不肯在生活上实行，甚至于见别人实行而嗤之以鼻，是谁都知道的。这样的不讲卫生，不明白自然生活的道理，甚至于与自然生活的原则背道而驰，而民族至今还能存在，没有走上寂灭的路，在许多西洋人看来，是一个大哑谜。中国人的疾病率和残废率都极高，但此种高度并不是没有限制足证中国人的抵抗力极强、复元力极大。恶劣的环境固然极容易教中国人死，而强大的抵抗力与复元力却又竭力挽救他，不让他死。这是一种矛盾的局面，但在这矛盾的局面之中，中国民族就维持到了现在。
讲起复元的力量，我们最好是有些统计来加以证明。但可惜没有。我们只好根据西洋医生的经验说话。中国医学逐渐发达以后，我们希望有人每年把医院报告里的资料，分析归纳一下，尤其对于复元的速率要特别注意，我以为结果是一定很新奇可喜而能发人深省的。但目前我们只能举两三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三个之中，两个是作者自己所接触到的，第三个则得诸于天津某大医院的报告。作者可以说这三个例子是真正的例子，一个可以概许多个，而并不是特殊的。
几年以前，我和一家中国人家在同一个院子里住着。我的窗户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蜜蜂房，是土砖做的，下面有一个大洞，让蜜蜂可以出入。有一天下午，窗外忽然发生一阵很惨痛的叫喊。推窗一看，原来同居的十四岁的孩子，不知道这是蜂房，把头从底下的大洞里伸了进去。这孩子的头是剃得光光的，又红又大，进去以后，还不知是反对他的侵略，还是看错了当做一朵庞大的芍药花，全房的蜜蜂便一拥而上，待得别人把他拖出来，已经是刺上三十来处。这孩子自然不免哭泣一场，但并不久，随后就在坑上睡了。明天起来，肿也退了，痛也止了，还是那个又红又大的光头。不药而愈，这要算是最痛快的一例了——当时的痛固然痛，复元的快也真快！
1878那年，一个外国人家的车夫染上瘟热病。许多人死了，他到第十三天上，也到达了危险时期，忽然之间他爬了起来，三四个人都几乎捉他不住。到了晚上，守他的人把他捆在床上，但一觉醒来，病人已不知去向。原来他自己把绳子松了，光着身子，往外就跑；一直跑到北京内城的城根，中间也爬过树，跳过九尺多高的墙，走过好几里的地。待得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头正在城墙下面的水闸的铁栅栏里，夹在两条铁条中间，不出不进。本来他自己早就要求过，要在所城河里洗一个澡，来退他的热。他总算是如愿以偿，别人把他抬回来以后，热当真退了，后来脚骨里虽有些湿风痛，他终于复了原状。
一个三十多岁的天津人，向以检拾破铜烂铁为业；他常在靶子场附近拾取用过的炮弹。有一次检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在敲取碎片的时候，把自己的左腿炸了。治好以后，他仍理旧业，六个月以后，又遇炸一次，左手、右臂、鼻梁、上唇、右脸、眼梢、额角、右腕、右腿，重的地方安全炸去，轻的地方也是深可见骨、血肉模糊。炸的时候没有别人知道，所以这人就晕倒了四个钟头，在太阳里晒着。后来有一个官员走过，才吩咐当差的把他抬到医院，自己还伴送上好几里路。但当差的抬至半路，便把他扔在一条沟里。他出血虽多，余力尚在，后来便慢慢的爬了出来，爬到五百码以外的一家粮食店里，把一支装米的筐子倒翻了，钻在里面将息。店主人为省麻烦起见，又教人把他抬到医院，扔在门口。他神志很清，脉秘虽微，还能和医生谈话。入院以后，经过良好，第五第六两天有些腹泻，又发了一两天的疟疾，但此外别无变化，四星期以后，他装上一条木腿出院了。这人原是一个抽大烟的人，抽烟的人而能复原得这样快，更可以教人惊奇。
中国人既有此种天赋的能力，假若今后能减少天灾人祸的种种痛苦，能注意到生理上的卫生，能有充分的营养，我们很相信，他们的发展真是未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