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还可以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430页）中叙述的印度村社共同体的情况进行探讨。

十九世纪，在印度还存在一种从太古沿袭而来的，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农业的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固定的分工……每个共同体各成为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满足共同体自身的直接需要，不是当作商品……在最简单的形态上，共同体是共同耕作土地，它的生产物则在社会诸成员间分配。同时，每一个家族都纺纱织布，以此等等为家庭副业。”印度共同体的生产方式，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男耕女织固定的家庭分工，也构成中国古代的原始的形态。不仅在印度，就是在东亚大陆也是具有普遍性。

印度村社共同体，是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据《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资本论〉第三卷）记述，在共同体中，还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四种公职人员。这相当于秦汉时代县以下的乡官：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秦汉时代的乡是基层组织，属于自治团体的村社。黄河流域类似乡的共同体，早就见于记载春秋时代的情况。如齐国的三老，郑国的颍谷封人，卫国的仪封人等，都是共同体的公职人员。封人在汉代称为封君，他虽不是正式官吏，但地位却与王朝基层官吏相似，其家产已大大超过共同体的一般成员，故汉人又称之为“素封之家”。战国时代，列国争霸为动员人力、物力，就把这些共同体改为国家直接统治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