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东方民族进入这个地区从事开发工作时，除了大力做排水工作以外，第一步骤是打猎。低地成了他们的猎场，“田猎”之“田”，就是打猎。甲骨文的“田”字，大多数作打猎讲。为了猎获野兽，除了使用“阱”、“获”一类设备捕捉野兽以外，还采用聚集许多人打围的办法。打围的方法，后来一直为贵族所利用。开筑阱获，以及打围的方法，都是在平原地区才能广泛实行的。打猎的人很多，为了划分区域，形成所谓的疆界，所以“疆”字从弓就是这个道理。西方打猎的地区叫苑，是山区的情况。东方打猎的区域叫囿，是方的，由囿然后逐渐开成田地。开发低地的责任，是由东方民族担负的。代表东方民族的黑陶文化，由山东向西南发展到淮河流域，在这里出现了晚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南方低地的开发是使用黑陶人民的功绩。

开发低地是长期的过程，这首先要排水。排水是需要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工作，这就不能没有相当发达的村社共同体的存在。《周礼·遂人》讲的沟洫制度，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畿”。这里所谓的遂人，就是管理沟洫的。一夫耕百亩，百亩有遂。《考工记》比《周礼》成书稍晚，所记述情况较更细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一拔土为一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八尺），深二仞（八尺）谓之浍，专达于川。”这种制度是自远古到战国在低地存在着沟洫制度。其规模之宏大，体制之完备，只有在平地才有实现的可能。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人民原人民原是普遍经营穴居生活的，其居于河谷中的也是如此。《北史·勿吉传》：“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这和古代黄河流域穴居情况相近。勿吉民族生活原是古代中国的一环，可能原来就住在中国黄河流域一带，然后迁去东北的。由于地理条件相似，所以居住状况也承袭下来。城子崖的发掘，也发现了城，但还是穴居。穴居为了便利出入，或在穴壁开洞，以便上下。所以大陆之陆。丘陵之陵，以及坠字等并从阜，阜即象穴居出入上下之阶梯。《禹贡》云：“降丘宅土”，丘就是穴居的形状。“丘”甲文作“？”正象穴居之两侧出入处特别高的情况。这在晚新石器时代就是如此。后来降丘宅土就脱离了穴居而住在地面上，龙山文化由山东西南部向河南东南及安徽、江苏北部发展，在那里一到处出现孤堆或高出地面五、六公尺的台地。根据伴随出土的黑陶文化遗物，可以说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已经不再穴居了，他们是为了适应这个低地环境而住在高出地面的孤堆或台地了。春秋时的宋国、徐国以及群舒，就是以住在这些孤堆或台地而得名的。从徐、宋、舒命名的含义来看，《说文》“宋，居也”，其上象屋顶及四周墙壁，其下象屋中支柱之形。又如徐从余，甲文象地上建筑的屋顶及中间支柱之形。又如舒从舍，舍字上部与甲骨文余字形同，下部象台之形，这些都是以降丘宅土而得名。

从宋、徐、舒等势力的发展，国家组织的建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南方文化发展所遗留下的一些踪迹。

中国古代的原始社会，已经没有可靠的文字资料可供考察，但是在中国大陆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有文字记录可供查考。这种村社共同体，从未有文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延及战国时代，已有大量的遗址遗物和文字记录。这是已开始跨入阶级社会但尚未脱离原始社会的共同体。这一类型的村社共同体，就是后世还可以略知一些的商代汉中地区称为“于中”，在战国时代夜郎的东部称为黔中，在唐宋以后的西南地区通称为洞（溪洞或山洞）等不同名称的自治团体。它是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产物的社会团体。形成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是人类在土旷人稀的时代里，自己走出来一条大路。

商代的于中之地，就是《史记》中屡称为商于之地的汉中地区。《史记·商君传》本应是秦封商鞅“商于十五邑”，后世误抄为“于商十五邑”，以致商于之名被混淆，也影响人们未能正确认识到“商于”就是商代的中于中之地。到战国时代这个古代商于之地是属于楚的黔中。无论是“于中”或“黔中”都是对古代村社共同体原始形态的称呼。古代原始村社共同体，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居地的外围，既以之防御领敌之侵扰，也避免了野兽的伤害禾稼。这个外围也就是《国语·吴语》中所记载楚录王“乃匍匐将入于棘围，棘围不纳”的“棘围”。《左传》一再称楚国先世“筚路（柴车）褴褛（破衣），以启山林”，就是记述其开辟新区，斩伐其四围的林木，最后构筑棘围的经过。一个棘围，就是以棘为外围的村社共同体，春秋以前的楚国，就是从这样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村社共同居于棘围之中故亦称为“于中”。于中之于，古通作“於”。从於之字如菸为阴郁，瘀为积血，淤为拥塞，其名即与狭小、孤立、闭塞性的村社相应。黔中的外围，含义就有比于中钳束得更加牢固之意。

于中、黔中之类的村社共同体，发展到唐宋以后，便是西南民族所居的洞（溪洞或山洞）。〈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他们还是凭依溪谷阻险，以深林密菁为屏障，人居其中如洞穴之安固，较黔中更为严密。洞是古代村社共同体发展的最后阶段，“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关宋代黎洞的社会生产生活资料，不仅有历史的记载，而且还有解放后的综合调查，可供探讨。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海外黎蛮条称：在黎洞未归附宋王朝以前，道路还没有开通，仍然保存着与外界隔绝的原始情况。这里有九百七洞，结丁口六万四千人。平均每洞丁口约七十一人。丁口只指成年男子而言，不包括妇孺。又据《黎族合亩制的综合调查》（中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63年10版）：“合亩中的家庭，均系父小家庭，……人数不等，大都为三、四口人。”解放前的黎洞有“大峒、小峒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几个小峒。都有自己的固定地域。一个小峒包括几个村……一村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一个村包几个合亩，个别仅有一个合亩。”可知解放前黎洞的规模大小，与宋代还是相差不远，这里就是以一个进步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与合耦共耕的合亩制相结合的社会。

古代原始农业，都是在氏族中或父系家长制下共同协力进行的、合耦共耕的耕作制度，甚至到战国时代，在一夫百亩，分田而耕的小农经济已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合耦共耕也还没有完全绝迹。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说郑之先代是“与商人同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郑桓公友原封地在汉中西部，后来东迁于新郑，商人也同时随之迁来与郑人庸次比耦，刈杀其地的榛秽。这种比耦而耕，在《论语·微子》中也可以看到有“长沮桀溺耦而耕”的记述，说明耦耕组在鲁国还是存在的。《月令》在年终的季冬月还要“命农计耦耕事”，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原始农业残迹的合耦共耕制仍然存在着。古代耦耕是在土地公有条件下进行的。只按合耦的劳动力，包括妻子和未成年子女在内，平均分配生产物。解放前五指山生黎地区，洞内还存在不少公有土地，还能保存生产资料共同使用的原始耕作形式，生产品也是按户平均分配，这都是和古代的耦耕没有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