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曾与中国大陆还有某些联系的海岛日本与海南岛的情况也是以田蚕织作为主要生产事业。日本是“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至于海南岛的情况，据《汉书·地理志》，是“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

不仅在东亚大陆的东部、南部，东北部存在着田蚕织作的生产，而且在西南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以成都地区为例，据《华阳国志》载，蜀地有“锦绣……桑漆麻纻之饶”，巴地也是盛产“桑蚕麻纻”。正因为田蚕织作有深厚的基础，所以到三国时期，四川的织锦业才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传到了江南。任豫的《益州记》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山谦之的《丹阳记》特别讲到蜀锦的生产，指出“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地的织锦事业，是在原来的田蚕织作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在西南的永昌一带的“哀牢夷”（即獠人）也是过着田蚕织作的生活。《后汉书·哀牢夷传》载其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说明哀牢夷的织绩带来能生产优质的布匹，华丽的绫锦，也反映了其生产历史的悠久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也盛行田蚕织作。《后汉书·南蛮传》载盘瓠之族“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剪皆有尾形。”

综合上述资料，说明这些地区都存在着发达的田蚕织作，这是同这些地区有着相当发展的农业分不开的。这个生产特点是同游牧生产生活完全不同的。

中国中原地区的纺绩事业，在北宋以前，以兗州地区最为发达。《尚书·禹贡》载“桑土既蚕”；《汉书·地理志》谓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又云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故齐为三服官之处。《汉书·贡禹传》说“方今齐三服官，工作各数千人，一岁赀数巨万。”可见很盛。秦观的《蚕书》云：“桑土既蚕，独言于兗。然则九州蚕事，兗为最乎！予游济河之间，见蚕者豫事作，一妇不蚕，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为蚕师。”由此可见，在黄河下游一带是以田蚕织作为其基本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蚕桑事业到六朝时代才在江南地区逐渐发展，而兗州成为中国纺绩事业的重心，则是北宋以前的情况。

东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文化的发达，也可以从河姆渡文化的考察而得知。这个文化的发展，又是同黄河流域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互相影响交融的。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单就陶器而言，便呈现显著的不同。仰韶文化的典型陶器，多为大腹、平底、小口、表面以毛笔涂彩，是用手制的；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则是黑色的，其纹饰是劾画而成，有三足、圈足或高，是轮制的。再就这两种文化的分布地区而言，仰韶文化存在于河南省及河南以西的地区；龙山文化则以山东为其中心区域。二者互相独立发展，因而其文化分布表现在安阳后岗是仰韶文化在下层，龙山文化居中层，小屯文化为最上层的现象。说明这两种文化是互相替代的，是有过剧烈的斗争的。是一种文化的居民赶走另一种文化的居民，而在这以前两种文化是互不相通的。所以不相交通，也是存在着客观地理原因的。因为在远古时期，河南嵩山与山东泰山之间一带地区原是内海，后来才逐渐形成地势低下的薮泽地带，使两地区的行人无法通过，舟楫也不能利用，因而隔绝了仰韶文化居民与黑陶文化居民之间的来往，以致两种文化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中上游从黄土高原主携带下来的泥沙，其数量是极为巨大的。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是“泾水一石，其泥数培斗”。千百年来泥沙的淤塞与积淀，使嵩山、秦山间的低下地带逐渐上升，形成新的冲积平原。从此，不仅使两种文化开始交通，而且造成了对于发展农业极其有利的地理环境。以前在黄河支流的河谷地带发达的农业也逐渐发展到这个新的地区了。

黄河的支流，存在着许多大型河谷。这些河谷地带，最适宜发展农业。《汉书·沟洫志》说秦国开凿郑国渠，引泾水溉田，每亩收一钟（六斛四斗），这虽然是战国时的亩产量，但也能窥测到这些河谷地带自然条件的优越。但是居住在西方发达的农业地区居民，后来却走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是由低等农业发展到较高等的农业，这是姜姓民族的情况；另一条是由低等农业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发展了马、牛、羊的畜养游牧生产，这便是羌族的道路。羌族的“羌”字《说文》谓“西戎羊种也”，段注据《广韵》、《韵会》、《史记索隐》订正为“牧羊人也”。

龙山文化是以泰山为中心的小河谷为基地，气候好，雨量足、湖泽多也是发展农业的好条件，此外狩猎条件也好，便于多种经济的发展。由于狩猎是居民共同参加，需要类似军事的组织，因而促进氏族组织的发展，父系家长制的形成，进而出现贵族统治，男尊女卑现象。

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是三足器，使用三足器的陶器是与席地而坐的习惯密切联系的。甲骨文的“卩”字形作“？”形，表现的就是席地而坐的形象。席地而坐一方面要求盛食物的器皿有高足才适合取用；另一方面因古人衣着是不穿裤子只穿裙子（称“裳”这种习俗是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改变的）。穿裙子在席地而坐时不可蹲踞以免下部外露。而要求坐姿必须双膝跪坐，所以在古代一直都认为蹲踞是极不礼貌的事。在《论语·宪问》中因为“原攘夷俟（蹲踞以待孔子）”，孔子大骂他一番还要“以杖叩其胫”，也是因为原攘的坐姿太不雅，是大大失礼的行为。直到南梁时，在《梁书·侯景传》还对“垂足坐”认为不是中国风俗而是“胡俗”。这种习俗也反映了龙山文化很早就进入父系社会形成男尊女卑观念有关，这也影响后世殷人贵族盛行三年之丧、夫死不嫁等礼俗的形成。

黄河流域的两种文化虽有差别，但经过斗争与融合之后，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就席地而坐、男尊女卑，三年之丧等习俗的长远流传看，是东方龙山文化战胜了西方民族；但是就生产力来看，又是东方民族向西扩张时，利用和发展了西方的农业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