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一开始便费这些篇幅来避傅氏《性命古训辩证》中对生字与性字的说法，意思不在指出傅氏考证之疏；而主要在指出傅氏考证之疏，乃来自“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方法之谬。此一方法仍为今日许多治汉学的人所信奉，由这种方法推演出来的结论，我看到许多和傅氏相同的奇怪的结论。治思想史，当然要从语言训诂开始；同时即使仅就语言训诂的本身来说，也应从上下相关连的文句，与其形其声，互相参证，始能确定其意义，而不能仅告孤立地形与声，以致流于胡猜乱测。何况更要“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的哲学立场，那便离题更远了。

并且由字原的探索，可能发现某种观念演变之迹，但这只是可以用到的方法之一。而清人与傅氏，正缺少演变的观念。

以文字训诂为始基。再前进一步去探求古伯乐思想，其所应操运的方法，与一般所说的训诂的方法，在什么地方不同，我在《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最后一节中，有较详细地陈述。此处只简单指出：从思想史的立场来解释性字，只能由它的上下文来加以决定；只能从一个人的思想，从一部书的内容，用归纳的方法来加以决定。用归纳方法决定了内容以后，再由内容的涵盖性，以探索其思想的内在关连。由内容与内容的比较，以探索各思想相互间的同异。归纳的材料愈多，归纳得愈精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愈大。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仅采用某家某人某书中的一两句重要话，以演绎成一家、一人、一书的全部思想结构，常易流于推论太过，已经是很危险的方法。何况“就其字义，疏为理论”，其流为荒谬，乃是必然的。就性字说：有的与造字时的原义相合，有的系由原义所引伸，有的则与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