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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性——中国人性论史的一个方法上的问题（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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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毫无关涉。某人某书，所用的性字，大概会与他先行的性字观念有关；也可以给后起的人们以影响，甚至由后人加以疏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性论史的“史”之可言。但在可能范围之内，对性字内容的规定，应当先让本人本书本文讲话，而不可让先行的，或后起的观念占了先，去作预定式的解释。性字的内容，岂仅因时代，因学术流别而各有不同；即在一个、一书的里面，同一性字，也常有不同的内容。每一个重要的学术性地名称名词，决不是如傅氏所说的，能“就其字义，疏为理论”；而是要就有关文献中上下关连的文句，以归纳的方法，条理出一个理论线索来，再用以确定某一学术性地名称名词的定义或内容。许氏《说文解字》开始便是“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他对一字之一套形而上的理论，只有从老子“道生一”的一套思想背景去了解它；谁能从一字本身的字义，找得出许氏这一套形上说法的根据？假定就一字字义讲，恐怕只能说“一，数之始也，指事”。就我的推测，许氏未必不知此造字之本义；但为了庄严其著述的大业，所以在开始便采用一套形上学的帽子戴在头上。《段注》于此等处不著一词，这是他高明的地方。自《系传》以至《段注订补》，便抱着这几句话大打其胡说了。字书中尚有这种不能“就其字义，疏为理论”的显著的例子，何况以思想为主的著作？这种极寻常而又极基本的态度和方法，若不先把它弄清楚，便无真正地思想史可言，所以我特先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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