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治国学的人，一面承乾嘉学风之流弊，一面附会西方语言学的一知半解，常常把一个在思想史中保有丰富内容的名称，还原牵附为语源的原始性质。因为我国文字的特性，上述方法，便常得出更坏的结果。

第一、我国文字虽亦标音，但究以标音——象形、指事、会意为主。对于无形可象，无事可指之虚字及抽象名词，势必乞灵于假借。今日所能看到的最早文字——甲骨文，便有很多不作本字用而作假借字或引伸义之用。因此，有的假借字或其引伸义，并非一定是发生于使用之后，而系发生于造字之时。这样一来，在字原本身所能表示的意义，更多一层障碍，更受到一层限制。

第二、字的假借转注，常以声音为其枢纽；所以训诂学的中心问题，乃系声韵问题。但我们的语言，系属于孤立语系；由声音所能表示之区别性，因此大受限制；音同而义异的字，在我国特别多。“近代的广东语，不同音的只有八百乃至九百；北平语则只有四百二十左右。……‘i’音的字，含有三十八个不同的意义”。（A.C.Moorhouse著《文字之历史》（Writing and the Alphabet），日译本九五页）。古代也不可能是一音一义的。所以今日由古音以求古义，尤其是想由古音以求通假这义，若无多数文献作归纳性的证明，便大多数不出于臆测的程度。近年来流行一批“摆测字摊式”的训诂学者，即系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