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颇推重宋儒。宋儒论人有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疏，大致即是把人的存在分为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两个层面。我们不妨即以此尝试解读陈寅恪。

　　陈氏自谓，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一个坚持民族传统为本位，同时吸收外来之文化的中体西用论者。五四对陈似未造成什么影响。他最早的文字见载于所谓保守阵营的《学衡》，其家族与杜亚泉的《东方杂志》关系也颇密切。1930年，罗家伦将所编记录“科学人生观”之胜利的《科学与玄学》一书赠与陈氏，陈随即口占一联，幽了他一默：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确实，陈氏的精神谱系与新派知识分子颇异其趣。其留美同学吴宓于60年代晤见陈氏后，记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幼承庭训确立的这种根器，决定了陈氏“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人生定位。孟子说人“必先立乎其大者”，这种中华文化“托命人”的使命感应即陈氏人格中之“大者”。

　　细读陈氏著述及生平，其自然生命层面，冷、傲、悲三种性格特质凛然可感。冷，是洞悉世道人情而无所求的淡然超拔。傲，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矜然自许。悲，则是从自己生命体验中迸裂出来的悲怆，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情。

　　前者当归因于其世家出身、天资聪颖和少年得志。后者与此虽同样相关，但主要是由于其祖辈*生命的早夭、散原老人文人气质的薰染以及他本人少年时代起的体弱多病。当然，最终还是时局的动荡将这种性格倾向整合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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