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当“史学危机”所带来的惶惑和迷惘困扰着中国史学界的时候，不少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的反省和思考，最终选择了沉下心去埋头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做法。有学者曾将这种状态归结为“回到乾嘉去”。对于这种倾向，当时曾有不少人提出批评。
 
　　然而从后来的结果看，历史学在这二十年取得的巨大发展，却正是大大得益于这个“沉下去”的潜心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今天的十几年间，中国古代史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既有赖于史学工作者运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赖于史学工作者对于国际史学研究以及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日益熟悉的了解和运用。
 
　　例如，对于中国三代时期处于早期国家时代的族邦社会的认识，就与包括甲骨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在内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密切相关，实际上是这些相关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相关学科所取得的综合研究成果，我们才得以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了解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早期国家”这一久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熟悉的概念，了解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的区别，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组织所具有的“家国同构”、血缘纽带始终强劲的突出特点，并能够由此更进一步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思考和探索人类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形态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涉及国家、阶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今天对于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国家产生的道路迥异于西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进程和特点的认识，显然是由于有了坚实可靠的依据而更加清晰和深入。
 
　　再如，近年来，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型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学者们通过对那个时期的许多以往被忽视的问题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