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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研究期待理论突破 王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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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诸如地区生产的专业化水平的增长、社会性教育普及程度的明显提高、在大致恒定的人口数量下的货币流通量的剧增、社团组织的发育、社区功能的扩大、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等等，认识到那个时期发生在-机制、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等多方面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巨大变化，从而愈益明确地体认到中国历史所走的一条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近代化道路。这使我们有可能摆脱那种“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问题。
这些深具说服力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新旧史学处于过渡时期初始阶段的时候，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进步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是完成史学理论更新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在这些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成果之中已经渗透着大量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实际运用，其意义就更加重要了。近几年来“史学危机”一类的论调逐渐销声匿迹，正是史学已经走出那段彷徨困惑、无所适从的过渡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的生动反映。
但史学研究特别是古史研究，在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上，也期待着理论上的突破。
这是因为，回顾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我们既可以看到辉煌的成就，也能够看到明显的不足，而这里的不足又主要体现在对理论的相对忽视。
可以说，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实际正在为中国历史学实现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和飞跃奠定基础与创造条件，然而古史学界自身对于这一点似乎尚无清晰认识。这种理论兴趣的薄弱，有可能最终成为制约古史研究发展的障碍。
倘若我们把前面说到的先秦时期三代历史研究的成果和近十几年来明清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其他各个断代史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日益明显地展现的是一条越来越清晰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也说明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对于如此重大的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但目前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思考显然不够。
历史学本身的实践启示我们：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没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必定是空洞苍白、缺乏说服力的理论；另一方面，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也必定是陈腐的、与时代的进步明显脱节的研究。对于今天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相对于近二十年来具体研究与实证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我们的史学理论已经明显滞后。我们在某些最近出版的、受到广泛推崇和赞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著中，便可以看到不少由于理论的滞后所表现出的不足和败笔。
所以，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期，由于理论的空泛和苍白，我们因而有理由大力提倡从事具体的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具体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但已经足以促动我们从新的高度对中国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宏观认识和总体思考，而且实际上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的时候，重新唤起史学工作者对于理论问题的兴趣，便是理所当然和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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