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法家相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毕竟太肃杀了一点，施政效果也可以从秦二世而亡这一点上证明不怎么样。因此，到汉文帝的时候，贾谊作《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事实上，汉武帝的玄孙，后武帝十三年当皇帝的宣帝就对自己的太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这一点，历代最高统治者心里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号称尊崇儒学的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竟因为看到孟子书中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他永远革出孔庙，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儒家的“德治”或“礼治”的理想始终未能实行。不过，认真说起来，法家也有理由对这千五百年之间的治道表示不满意，因为“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的“铁面无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的说法，决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从来没有得到贯彻，在朝廷执法的过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关系，托人情”的徇私枉法的事例。中国的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状况下延续了下来。而且儒家也自有其严酷的一面，它与法家都尊崇绝对皇权。即以上面所说的自以为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

    就是这个韩愈，硬是替两干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殷纣王认罪效忠的《菱里操》，说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千年来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据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是反语，是愤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倒确实是靠了这两句话发扬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过了被划为-后思想上极其艰难的最初两年。我确知还有不少与我抱同样心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以亲身的经验验证了专制主义主宰中国人灵魂的实际的。

    中国人总是把佛教融入中国文化评价得非常高，以为中国文化特别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释氏与道家所谓“二氏之学”虽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儒学的精致化与形而上学化有所推动，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赏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国的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远不如印度的种性制度严酷)。倒是佛教给中国引入了印度的地狱与西天极乐世界的信仰，对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所谓“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从而又带动了一大批“邪教”从白莲教到义和团……的发展。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终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