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不禁接着要问，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为什么对与古史传说相关的考古发掘才有兴趣呢？我想，这可能与中国学者们传统的治学经历和中国古代发达的金石学基础有关。

    中国古代浩若烟海般的典籍册帙，使中国文人从小闭门于书斋中，埋头故纸堆里。而中国古代累牍的文献数量又是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它记载了延绵几千年的悠远历史，客观上为古代学者们足不出户地了解中国古史提供了素材和可能。比较之下，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生活习俗遗留及北美大陆相对短暂的历史，使得在考古学研究中更侧重于现存的民族学研究，而非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中国学者们从小便接触与古代文明有关的诸如《史记》、《山海经》等卷册，对中国的古代史乃至上古史形成了深刻的印象。当有关中国的远古历史时期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后，出于一种印证和好奇的角度，学者们总是要寻找——从人的感情本质夹说也是这样——少时曾在自己脑中留有印象、感情亲近的事物去作为关注的焦点。而通过这本书，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夏鼐，他们经史知识基础是相当好的。

    大家知道，近-古学是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产生的，但这种野外的调查、发掘，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萌芽，直至“五四”运动后，才作为西学东渐的一支传人了中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有文化根基的原因在内，中国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长期以儒家思想桎梏了人们的头脑。清代实行文字狱，防范压制汉族知识分子，它推行的文化政策中体现着民族矛盾。知识分子们便潜心考证经史，研究古代的文物制度。于是考据之风大盛，“乾嘉学派’‘的核心便是金石学。我们可以看到，足不出户的金石学是发展起来了，但走出书斋、实地调查之风却没有蔚然兴起。余秋雨也曾说过：“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习惯于书斋舞文弄墨，而没有走出家门的习惯，致使金石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近-古学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在中国近-古学产生之时，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史前文明由一元论到二元对立论，最后到八十年代提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实际上是由于考古资料的不断发展改变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看法。由于技术、手段、方法的局限，观点的确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时间。当然，中国文化的种种外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但不管是西来说还是本土说，都依赖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是盲目推测或仅出于民族感情。在这里我想到有关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以前曾有过“云南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几家之言，这其实是材料的积累补充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看法。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的特点之一，通过实物资料来复原古代社会面貌。

    欧洲近-古学产生的过程中，进化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属于生物学的，可为什么会对历史、哲学、人文，乃至社会进程的种种理论，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在近-古学产生之前，《圣经》中的创世说是欧洲思想的主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自然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使欧洲整个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735年，康德提出“天体演化论”阐述宇宙的种变化，打破了僵化的自然观。1816年，威廉·史密斯的《生物化石确立地层法》认为地层叠积的井然有序现象在漫长的年代中形成，不同的地层中不同化石组合可确定年代。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经典著作《物种起源》。这是一条天体演化一地质演化一生物演化的轨道。其中，达氏的《物种起源》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阶段总结。生物与人类自身关系密切，其中人类起源的新理论更是与创世论针锋相对，甫一提出，就引起-性的轰动。既然连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圣经》都受到怀疑，那么随之而来，人们会对受到怀疑的人类自身发展问题提出新的理解，可谓有“破”必有“立”。这就客观上带动了历史、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变化，我想这就是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通过陈星灿的这部书引发的思考。可以说，这部书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产生的来龙去脉，介绍是非常详细的。对各种思想和历史人物也作了一些客观的评价。如在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形成之初，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引进地层学还是使用类型学分析古代的遗迹遗物上，甚至可以说是首创之功。中国近-古学在产生之初，避免了在方法论上走许多弯路，安特生可以说是功劳至伟。我们以前对他所作的一些评价，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古人曾云：读史使人明智。那么，读考古学史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在发掘报告和专业论文中不能知道的东西。考古学是中国二十世纪发展最快的几门学科之一。在它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情况。读了这本书，反思一下中国史前考古学在解放初走过的路程，必将大大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今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