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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著名汉学家林毓生教授来华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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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式权威和学术传承方面的权威。所谓传统秩序的崩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权威的消失。随着权威的消失,合法性与正当性便受到了长期和普遍的质疑。社会学认为，人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秩序的环境--他（她）可以面对和解决所有问题，但无法接受混乱。于是呼唤新的权威、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强烈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动力。左派、-、保守派、改革派、自由主义者顺应这一历史要求，为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努力都是失败的。旧的秩序解体以后，保守派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社会可以有保守的意愿，但不可能再有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不仅失去了相应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真正的问题变成如何“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并不等于“西化”，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年关于要不要“西化”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所以“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假问题。林教授通过缜密的分析，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他们的学习都是不成功的。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山始祖，胡适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但胡适所谓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乃是科学崇拜，即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胡适错误地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而事实上，科学并不提供价值，无法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在民主问题上，胡适认为民主是“幼稚园式的-”，这一观点更是浅薄到了令人“令人害臊的地步”（民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些重要的条件）。左派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其“平等”思想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目的在于让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尊重人的社会。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林教授凭着几十年学养和感触，慎重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权力，在这一方面，西方几百年来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林教授的讲演在与会的专家学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对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从“良知”本体开出“民主科学”这一新外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近年来，他又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有人问及“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时，他认为：相对于佛、道两家的避世，儒家直接面对社会和现实-，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儒家不注重制度，只注重人心。就注重人心而言，儒家对今的西方是有意义的（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落实），但儒家这方面的功能只能在一定的-制度之下才能得到发挥和体现。由于儒家具有一元本体论、目的论的明显倾向，一旦它反过来作为-秩序的思想来源，便很可能为专制制度的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林教授因此认为，尽管儒家思想对人心和家庭有着很深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够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真正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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