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由朝廷代表的国家。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历史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把过去视为样板。基督教文化在实践上也体现了同样的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充分的表现。儒家注重今世的观念使得它能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用于商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因此，有人将宋代（960-1279）的商业发展和技术革新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城市的商业世界作了比较。韦伯等人认为，自那时开始，西方产生了一个巨变，使其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和科学与技术领先的世界。但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同样的变化没有能产生于中国？如所周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新教的伦理有一种联系。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后重新回顾这一结论，便觉得韦伯的解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资本主义的精神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在东亚许多受儒家影响的国家中，大量涌现。在比较东西方之间的不同时，我们显然不能过于夸大宗教的作用。在世界的所有地区，宗教都不是一成不变或齐整划一的。犹太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围绕着一个目的论的中心。这一目的论在《旧约》中指的是上帝之国在人世的降临，世界从此永世太平。而在《新约》中，则提出人世最终会走向毁灭，只有在来世中才得到重生。但在世俗化的现代，这一历史有目的进化的观念则转化成一种进步的观念，见于马克思主义和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中，如福山的历史终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这一千年王国的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因此，在一些激进的运动中，人们会如此容易地接受西方的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如太平天国之接受基督教和毛的革命之拥抱马克思主义。
第二点有关社会和-的不同。西方的现代社会，比中国的社会更为多元化，但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大致上也是如此。这两个文化都经历了许多变化，也存在内部的差异，但同时也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存在。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到现代，城市向来具有较大的自治性，因此造成其-权力与中国相比比较分散。显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官僚结构。中国史学的主要部分是朝代史，通常在一个朝代结束之后才加以编写。虽然中国也有私史，但撰写历史的主要工作由官方的史家所承担。在中国再度统一和唐朝建立以后，正规朝代史的编撰便不再由私人承担，而是由编史馆来集体负责。因此，中国的历史是"由官僚写给官僚看的。编写历史的目的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和事例，用来训练培养官僚的统治技能"。中国的历史编撰于是就成了一种集体的事业。中国史学没有像西方史学那样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像韦伯一样认为西方理性思维的逻辑性是区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韦伯用一种我们现在已经感到生疏的西方高人一等的笔调写道：“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士来对科学进行理性的、系统的和专门的研究是西方所独有的”。韦伯认为，这一思维的核心是一个抽象的、系统的逻辑，产生于古希腊，但又可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找到。因此，西方的世界观植根于理性的思维。但也许有人会说，在描述西方的特征时，韦伯犯了与伯克一样的错误，他们所说的西方其实只是现代的西方。李约瑟在进行科学与社会的比较研究时，也将系统逻辑之有无视为划分西方与东方的标准。他因此写道：“在中国文化中，如果说历史是‘科学的女王’，而不是神学或各种形而上学的研究，也不是物理学或数学，这该是一个大致上正确的说法”。因此，中国文化没能“发展出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中世纪神学的那种系统逻辑”。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不但接受了科学的态度，也接受了伯克所描绘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当然，若说这一历史观念属于现代西方，则更为合适。现代中国所普遍认同的现代性的确是来自西方的，但却又无可避免地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为基础。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西方史学和社会思想，中国史家抱着愈益开放的态度，认为它们能帮助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里，走向富强。但中国史家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抑或他们只是想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思想与实践中的某些因素，都还值得探究。换言之，接受西方的影响是否就意味着与中国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文化传统决裂，抑或是仅仅对这些传统作些改造，以便与现代世界沟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对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学术客观性和历史进步等信仰，提出了强烈的疑问。我并不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新的未来，也不把它看作是与西方传统、特别是现代学术氛围的根本决裂。相反，我把它视为一个让我们重新考虑现代历史思想一些基本前提的机会；这些理论前提本来就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但是，这些疑问并无法使我们放弃从事诚实的学术研究的责任心和历史研究的理性方法，而只会使我们受益。既然当代中国和儒家思想已经受到了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毫无疑问也自然会对之产生冲击。我们对此该另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