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格斯（Georg G.Iggers）

　　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区间的差异和年代上的不同，西方与拉丁基督教并没有合为一体。若把伯克所说的西方放在中世纪，则没有多少参考价值。那时的人们并不相信尘世会有什么进步，也没有多少历史的观念和对时代之间差异的认识，更没有对历史知识论产生过多少兴趣或认真考虑过客观性的问题。中国人对个人也不是熟视无*。我在西安附近参观秦俑时，就对每个兵士各各不同的形象印象很深。这与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天主教艺术中对人物的死板刻划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在中国史学的初期，人物传记就为史家所重视，如司马迁的《史记》便是一例。事实上，中国史家比西方史家更重视人物传记。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与日本的史家不知道时代之间的差别。伯克也注意到，在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与雕塑中，人物的服饰与风格便常常变化。于此相对照，从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西方艺术中对过去的描绘则很明显是非历史的。甚至那个关键的问题，即对历史知识论的重视，也非西方所独有。很明显，正如CharlesGardner所言，在史料批判的问题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相比，一点也不落后。中国人十分重视证伪、考证与理解文本，由此来获取可靠的知识”。早在司马迁的年代，中国人就在考证和批判史料的工作上获得了不少成就，而西方则要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有相似的成就。但中国人在考证史料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外证这一方面，即如何确定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在史料内证的方面，也即在探究史料内容是否真实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的成就相对少一些。但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刘知几的《史通》是史料批判上的一部伟大的经典。在近代以前，西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