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找到同样伟大的著作。艾尔曼在他的一部近作中指出，十八世纪中国江南一带的学术圈里，已经运用了相当成熟的批判史料的方法。那些中国学者以发现和考证历史知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与当时的西方学者十分类似，但又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伯克说对了一点，他所总结的西方史学的特点没有在其它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他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在西方也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这里面最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这一概念。理性包含着对权威的挑战。伍安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Jeffrey Stout的有名著作。在他的著作中，Stout指出，西方现代的思想是从权威中解放出来的，其根源在于，在宗教改革和接踵而来的宗教战争中，权威本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那个时期西方所出现的对历史和学术的看法，大致上与伯克所总结的西方历史思想特点相符。但这已经到了十八世纪，而在历史研究中也只有得到了局部的反映。这一新的历史观还没有像它所号称的那样，完全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相反，它还重新制造了不少神话与权威。
在启蒙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历史的演变是统一的和有方向的，因为历史中有一种“主叙述”(master narrative)。对历史的描述自然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但这一观念认为，历史归根结底只有一个(dieGeschichte)，那就是人类进化的历史。在现代的西方，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这一观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马克思则用辩证法将其略微作了些改造。就其形成来看，这一观念显然受到了西方犹太、基督教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它以世俗的形式，用西方犹太和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描述了世界历史演化的方向。虽然马克思号称是无神论者，但他也把历史视为一个走向末世的过程。在东亚和希腊、罗马文化中，这种末世论的思想并不存在。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这一观念虽然存在，但主要用来描写来世。而在现代西方，这一观念则被视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用来串联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与情形，勾勒历史中的一致性。伯克认为这一新的历史有文学的风格，与小说相仿，很有道理。十九世纪的经典小说也常常描写一个前后联贯的故事，其中的人物虽有个性，但又相互呼应。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家在写作历史时，在构造故事方面与当时的小说家有相同之处。但这一现象只出现在现代的西方，在以前并没有见过。于是，新的权威开始出现。十九世纪的历史家如德罗伊生(Droysen)和密芝勒(Michelet)，开始采用檔案材料来构造民族史的神话。这一主张历史的进程有其一致性的观念，也对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影响。艾尔曼和蒲立本(Pulleyblank)便认为，中国历史观念的进化过程虽有其独立性，但也走向了一个同样的方向，因此能有助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接受现代西方的历史观念，而不用与中国的传统完全决裂。
至此，我已经对伯克所总结的西方历史观念的理性典型作了反驳。我不同意他认为这种理性典型能用来区分西方与其它非西方地区，包括东亚文化中的历史观念。如果伯克的理性典型主要指的是现代西方，我或许能大致上同意。但即使在现代，历史编撰与历史哲学的种类仍然非常繁杂，我们在作总结概括时必须十分小心。譬如，虽然历史中有“主叙述”的观念主导了现代西方史学，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如Jacob Burckhardt, Brooks Adams, Henry Adams和JanHuizinga等人对此不表赞成。而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想家如Facques-Fran Hois Lyotard, Jacques Derrida, Frank Ankersmit和Hayden White以及后殖民主义的代表如Ashis Nandy则对此做了全面的批判。他们不仅怀疑历史行进过程中的一致性与方向性，而且也怀疑运用理性研究历史的可能性。用Hayden White的话来说，历史既可能是为历史家所“发现”(found)的，也可能是被他们所“创造”(invented)出来的。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思想家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们对主导现代历史意识的观念的激烈攻击只对历史研究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