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儒学本身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就像一个开放的、但又高度竞争的活动空间，为不同的诠释学派所使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与声音。就在儒家被奉为经典不久的公元一世纪，汉代的学者在孔子旧居中发现了一些以不同字体记载的典籍，因此就面临了一个如何鉴定其真伪的问题。从此以后，儒家便在大致上分为两派，分别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属于今文学派的儒家信奉汉代一般通行的版本，而古文学派的学者则相信那些新发现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文经”是因为其采用的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再为人所用。但是，这两派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仅仅是所用版本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儒家经典诠释的不同。到了三世纪，汉代灭亡，儒家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他们不但要寻求内部的统一，同时还要对付外部的挑战者-佛教。理学在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儒家成功的复兴。但其实这一成功，正是以理学的折衷主义为基础的；理学受佛教之影响，有目共睹。的确，在诠释儒家的经典上，理学家做了不少革新的尝试。他们还提供了一套新的经典，那就是“四书”。从此以后，“四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一般认为是孔子亲手编定的“五经”。理学这一诠释学的“革命”，影响十分深远。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一“革命”对明清两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建构性的作用。在那个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理解儒家的经典做了不少尝试。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及其追随者所提倡的"心学"和清代的考证学者对古籍所做的语义学的考证，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自先秦时期。在这一传统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既活跃又多元的文化、哲学传统的清晰痕迹。譬如，虽然司马迁希望能继承孔子的治史传统，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少其它学派，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如果联系到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儒家被奉为正统的时代，那么司马迁的博采各家，就更让人有所寻味了。即使在司马迁之后，儒家对中国史学编撰的影响，也还是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儒家的主张，即在历史中强调道德训诲，“善善恶恶、贤贤践不肖”，史家仍然有所取舍，并没有成为一种当然的准则。唐朝在七世纪建立编史馆，自然表现了官吏与官方史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希望在历史著述中，即在编写朝代史，也就是所谓"正史"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的企图。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影响也没有局限于儒家。到了唐朝开国的年代，佛教已经在中国的-与社会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再者，编史馆的建立，在唐朝就有了不少批评者。刘知几（661-721）对其的尖刻批评就是一例。儒家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对史书的编撰产生影响是要在宋代，也即在理学兴起以后。在这一方面，有两位历史学家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他们分别是欧阳修（1007-1072）与司马光（1019-1086）。前者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修历史的计划，以求反映儒家的理想。而后者则采用了儒家赏善罚恶的观念，编撰了煌煌巨作《资治通鉴》，对以往的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做了评价，以便为宋代的统治者提供资鉴。欧阳修与司马光受到了后人的崇敬，但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重复他们的成就。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1），史家的注意力从阐发史识转移到了史学方法。对这一转移在史学史上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再谈。总之，中国的过去存在着一个多元和多面的文化传统。这在儒家的传统和史学的传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固然，在我们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普遍性来作为比较的框架。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文化中的独特与暂时(temporal)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