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不顾现实(尽管可能是不“平等”的现实)只强调“辙”的独立性，绝不可能改变闭门造车的现状。依我的陋见，只要能站稳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心，承认国际地位不高的现实于我们并无什么损害，恰可以促人奋进；倒是掩耳盗铃的自慰取向恐怕不过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正如传说中埋首黄砂的鸵鸟，除了将头脸在砂中埋得更深之外别无改变现状的选择。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仍应走开门造车之路：先熟悉了解欧美的主流史学论说，试思其所思，并逐步做到能以其论说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史学精义，以期“合辙”；在具备共同语言的基础上，转从中国史学的思路以中国的方式提出外国史家较易接受的新史学论说，为世界史学做出我们的贡献。

　　有一点我想补充的是，今日讨论学术对话者时有预悬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然后据以评判的倾向，这恐怕与“学术”本身的基本精神不甚相合。所谓“学术对话”，说到底不过是学术研究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恐怕正在于未必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方式或方法。黄宗羲在其《宋元学案》的序里曾说：“孔门之中，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 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黄氏所针对的观念，不幸一直在流传。

　　左派史家陈端志在三十年代描绘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错综复杂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他认为“这样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现象”，实是“变质的畸形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但杨铨的看法则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