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思想更不同，思想的一尊，在特定的时空中或许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学术则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遵循"必欲出于一途"的取向，绝对阻碍学术的发展。即使落实到学术规范层面，除了注释方式或引用成果等具体规则外，也难以用什么划一的方式来规范。而学术对话的方式方法更可以说有无限多种，决不能以“一途”概括之。今日学者有论及中西学术对话而好言什么“只能”者，大约受“统于一尊”观念影响太深，养成了凡事皆欲定于一尊的思维习惯，其实最不利于对话(“统于一尊”和“对话”两观念本身就是冲突的)。

　　对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及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差异，倒不如以我们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方式处理之。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观念。周幽王时郑国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晏子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概念。厨师烹饪时就是以和的方法“齐之以味”，也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异味相和。音乐亦然，要“和五声”，使“轻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故虽皆相反而能成音乐。(《左传》昭20年)所谓可否相济，即寓不同于“和”之中。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和”虽调节“异”而允许存异，虽追求“齐”而承认“不齐”。章太炎从《庄子·齐物论》中总结出"以不齐为齐"的观念，正是此理。儒道思想在此根源处是相通的。孔子的“和而不同”，实即以“不同”为“和”，即在不同的基础上和，和中可存不同，而不必同，也不必“求同”(后人未充分领会此精义，反去搞什么“求同存异”，在境界上实差一等)。庄子的“以不齐为齐”亦然，只有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存其不齐，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自身具有的真理标准(道)，然后可得彻底的“自由、平等”(参见王 森《章太炎的思想》)。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在论证“自由之真谛”时，也从《齐物论》中读出了“任其不齐，齐之至也”的真正自由境界。这是否可以成为学术对话所遵循的准则呢? 敬请与会方家指教。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版，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第368页。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