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的史学的另一面就是面向世界。今日的学术已成为世界性的，且不说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就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的研究。早在八十年前，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已提出：“一个民族若对世界缺乏了解，何以立国于世上呢?”在将临的新世纪中，中国史学的进一步走向世界，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当然必须与国际通行的(实际主要就是欧美的)史学论说“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

　　问题是，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中，老实说我们的地位并不算高。这里面原因甚多，固然不能排除近日西人讲得热闹的所谓"文化霸权"的影响，但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的不够高明，大概也是不容否认的。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拿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与我们的外国史研究作一对比，当下可见差异有多大。实际上，在各自的文化大环境中，西方在中国的地位与中国在西方还真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能读或说一点“蟹行文字”的学人，多少还带点韦伯所说的charisma的味道；而在西方研究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的西方研究反而远不如西方的中国研究，的确是应该深自反省的。

　　这就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已不能遗世独立，自外于“世界”，我们的史学研究尤其不可能走“闭门造车”的老路，必须“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接轨”的话，恐怕又不得不先接受我们在国际史学论说中尚处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一事实。既然面临“文化霸权”(虽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存在的现实，要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实不得不思其所思，言其所言。正如陈独秀当年所说∶“闭门造车，怎么能出门合辙呢?”今日所说的“接轨”，正陈氏所谓“合辙”。

　　从实践层面言，由于有“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势”的实际存在，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思其所思，或至少对人之所思所言作出反应，即使在意识层面心存平等甚至对中国心存尊敬之西人，的确有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西人引用我们的史学学术成果，多集中于转引史料，无意中有些类似当年殖民者仅从殖民地掠取原料，部分即因他们确实未能看懂有些中国学者的论著之心意所指。

　　反过来，这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以我们整个社会尊西的风尚，近年翻译的西方汉学和中国史研究也有相当数量，但在我们自己同样题目的研究中，却很少对其作出应有的反应，这就提示了双方的研究思路并不“合辙”。以《剑桥中国史》为例，这本是集众多学者就其所长各写一章(或几章)的一种通论性著作，大致的风格是点到为止，言而不详，基本反映了写作时西方(英语世界为主)中国史研究的水平。但此书的中译本出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基本忽视其存在；偶有引用，竟多是当作史料来用或转引其史料，正是其最薄弱或最不注重之处，真让人感觉到一点"后殖民"的味道。

　　我所接触到的不少学者实际上对《剑桥中国史》也略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过以中国人一惯的客气不公开批评而已。实际上，或可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读“懂”这套书。这里所说的“不懂”，不是一般意义上因程度浅而读不懂；而是因为不了解其“所思”，也就看不出其“所欲言”。盖西方的中国研究既属边缘，除欧洲极少数传统汉学的堡垒有其特定的取向外，大多是追随西方主流学术的演变之所思而思、所言而言。那就是他们的轨与辙。只有在大致了解同时期或稍早西方主流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才能看出其中国研究关怀之所在。所以，不仅走出去要“合辙”，就是引进来，也要弄清其轨辙，才能为我所用。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学界“文化霸权”的存在更多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今日在国际学界唱主角的欧美学人有意造就。且学术“与国际接轨”本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如果某一机构的学者及学科有世界级的学术地位，你不去“接轨”，别人也会往这里“接”过来。国际学界也还不致完全掩耳盗铃，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国学人的成就，向我们这边“接轨”的现象已经出现，比如李学勤先生的书就有英译本，葛兆光先生等的书有日、韩等译本。但那毕竟数量不多，至少比我们翻译外国的中国研究著作要少得多。在别人走过来的同时，中国的学术要走向世界，最起码要让别人了解自己(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学外语，外国人念书也都要学外语，惟中文一般不在其中，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现实)。